变革与财富，中国的下一个十年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常垒资本（ID：conswall_cap），作者：常垒资本 冯斯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再次进入了一个“改革转折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制造融入了世界产业链，深度的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产业升级，社会多化等多个阶段。

同样重要的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信息科技，人工智能，让中国再一次得到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冯斯基是80后，我也是幸运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

80后的奔四与成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的，并且这一代人还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巨大的好奇心：中国未来是怎样的一个十年？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大势？

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与经济的脱钩

无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国家的责任之一。

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所说过：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相差不多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那就是：

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而且和政治有重要的共生关系。

正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纯西方的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纯经济学就从这个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独立了出来。

在言论上，目前西方的主要经济学派都倾向于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

然而在非常时期，西方多数民众又赞成政府出手“救市”。

这一套二元性的标准，在一些成熟国家，也许运行的至今不错;

但是对于一些经济结构脆弱，资本寡头横行，金融尚无风控能力的国家，这样的运行规则就会直接造就了：巴西、乌克兰、墨西哥等的现状：寡头当道，治安混乱，经济萎靡，人民贫困。

历史的角度看来：商人依赖于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市场，甚至是全球化的能力;商人也成为政治基础，影响政府过程。

西方经济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互动和绑定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成功的，也出现了不成功的国家。

不成功的国家，失去了国家经济起飞的机会，跨越不了中产阶级陷阱，并且越发堕落。

这些国家中控制政治和经济的寡头在掏空国家变现的同时，也再难有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以及财富增长的机会。

中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的绑定

7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明确了：政治经济的深度“绑定”。

并且在中国历史中，中国从来都没有把经济这个生态独立于政治之外。确切的说，经济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

自汉代《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

西方近代，都喜欢称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实际在中国，了解经济底层运行规律的，都知道当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格式化的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目前至少有三层的大结构：顶层永远都是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自由民间资本;现在的中大型民企，介于央企和小微之间，算是一个中间层。

国家和民间的互动就在这一层产生。

顶层的央企国企，解决上游原料、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的功能(想想这部分如果落入寡头之手有多可怕，看看乌克兰、巴西、墨西哥;韩国、日本还算好相对民族情结重)

中间层的中大民企承担了中国科技以及创新的主力。华为，京东方等正在一点点的突破西方的科技封锁。

底层的小微民企，为中国消费活力、就业以及更前沿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我们VC主要看的就是这部分前沿科技企业)

西方一直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但无论承认与不承认，中国都会按照现在的三层结构进行微调，向前发展下去。

因为任何大结构的变化，都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问题。

都不用回到解放前，单回首到1979 年，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在经济上到底拥有什么?答案可能有两个：

一、拥有一切;

二、一切都没有。

某种意义上说，它拥有全部的经济总量：国有经济体。

但实则这个经济体孱弱的惊人。

这也有了小平同志的一句比喻：“再不发展，我们就快被开除地球球籍了。”

官方估计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4062 亿人民币，2018 年中国 GDP：90 万亿，相当于 1979 的 225 倍。

自1979年以后，国家顶层设计中释放了第二层和第三层经济体，直接帮助了十几亿人的脱贫、部分人致富，国家新兴科技实力的增强。

同时将顶层的国家企业进行改造(投行协助国内外上市等)做强了顶层国有企业。极大的增强了顶层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实力。

既然中国是政治经济绑定的，个人的机会就一定和国家大势息息相关。

继往开来，回顾与财富相关的过去40年大势和机会，也展望一下对于我个人未来人生最重要的十年。

1980~1989

80到89是解决温饱，还不能说这十年有个人赚钱发财的机会。但是这十年却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中国人在储备条件。

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改革还不是经济，反而是农业改革。

1978年，安徽凤阳18位农民豁出命的倒逼，让包产到户成为可能。

到1980年5月，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中央层面的阻力得以排除。

一言定盛衰，农村的改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颁布，逐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

这一段解决了我们从吃不饱，到吃饱饭。

到1983年年底：

小雷家大队联产承包责任制

整个八十年代从文革后的极度管制和匮乏，到80年代的逐渐开放，压抑多年的消费需求突然被释放出来。

当今的二师兄比唐曾肉贵的现象，在解放后的80年代末出现过。

市场猪肉价格上涨

1988年8月，中央决定价格闯关，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各地迅速出现抢购潮。

计划经济急刹车，导致七五计划后期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与社会秩序一度出现混乱。

加上七五计划末期发生的风波，其后不得不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治理整顿。

小雷家登封电线厂就是村里的集体企业

80到89，是乡镇集体企业的从萌芽到发展的时期。

那时大多数生产资料还没有被国有企业买走，而是被集体企业买走了。

乡镇企业起来了，对国有企业反而是最大的压力。

小雷家收购市属江阳电缆厂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称为：扎根!改革松动了国有企业，松动了计划经济。

七十年代初在政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社队企业曾一度兴起，但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前并未成为大气候，因为社队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难有发展机会。

当八十年代初农村恢复了个体农业以后，乡镇企业就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起飞。

80年代初期，私营、个体企业是被歧视的，俗称：“小贩儿”、“倒爷”。个体都被打压着，更别说私营企业了。

小杨馒头是私营企业的代表

马克思《资本论》中有这样的论述：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其实马克思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当年的教条主义盛行，因此，在80年代以前，政府规定个体经营户需经批准后才可聘请一至两个帮手，最多只可带五个学徒。正好7人。

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回头看看，真的是难以理解，哭笑不得。但它就是那样存在的一个时代。

相比当下的政府各地招商如火如荼;国家、地方各级政府操心着就业问题。40年，转瞬一间，我们其实穿越了几个时代。

1984 年，政府采取了鼓励乡镇企业的新政策以后，增长更是大大加速。

从1971 到1978 年，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长五十五亿元的产值，在1979 到1983 年间，每年增长的产值达到一百四十五亿元，在1984 到1987 年间，更是加快到每年增长将近一千亿元。

企业规模从1978 年平均每家十九人增长到1988 年的三十一人。(终于破了马克思定理)

1989 年乡镇企业赚取的外汇占国家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

数字：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和1999年

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中后期的消褪，有学者归因于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 划重点：凡是财税改革的机会，都有创新企业的产生

1994年，财税体制从此前的包干制变为分税制，地方政府只能拿到增值税和所得税(2002年起)的小头，其主力税收只剩下营业税，而营业税对应的是建筑业、房地产、服务业，尤其是建筑和地产。

仅从税收激励的角度，地方政府对办企业、工业化的积极性明显减少，对经营城市、城镇化的兴趣明显提升。

1994年是中国财税体制的分水岭，也是地方政府激励导向的分水岭。

小雷家电线厂开始走下坡路

这对乡镇企业当然不是好消息。

乡镇企业作为一种集体性质的企业，是在地方政府多年的特殊关照下异军突起的。

如果地方政府因为税收激励导向的变化而失去办企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就只能像真正的民营企业那样，单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中搏杀。

失去地方政府青睐的乡镇企业，变身真正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然而这十年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轰轰烈烈，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间接创造了50、60这代企业家财富积累的时代机会：

1、企业家精神和能力是在实战中磨练的：乡镇集体企业造就了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以50后60初为主。大家可以追溯一下在福布斯民营企业家上榜的大哥们，传统行业的，早年20-30多岁有多少曾经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带头人。

2、集体企业的衰落，转制为民营企业(厂长收购收购)的提供了生产资料、人员团队的基本盘。

这些从零建立都是门槛。并且在一线城市，甚至集体企业所在厂房土地50年租赁权，都成为民营企业主的资产升值介质。(拆迁啊，来啊)

80年代从当时个人利益选择来说，参加工作最好的是国有企业。

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福利是：发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房子、大米等等等。就差发媳妇了。

大国营相比于大集体，公务员，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人人都想去国营单位。

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选择了国企，在里面又混的平平，那可能就要面对90年代国企职工下岗大潮。

金州化工能进去都是优秀大学生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去做了公务员(没听说公务员裁员吧)，放弃当时最好的大国企福利待遇。相对的境遇，可能会好些。

或者杀入了集体企业，摸爬滚打锻炼个人业务能力。也会储备面对未来养家糊口的能力。

不论怎样，不管是在国企、集体企业、公务员，历史看来都不能做得过且过的角色;铁饭碗，在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刻，就逐渐在消失了。

择业，是个技术活!

赚钱，还是靠自己!

是我们选择错了么?其实也都没有错，往往都是大势选择了你!

1990~1999

89年到92年，这段时间中央也在是否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上犹豫。但因为92年春天的邓公南巡，这个决心被定了下来。

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超级大国也进入了高速的发展时期。

来自阿肯色州的小伙子，年仅46岁的比尔·克林顿同学进入他人生高光时刻，1993年到2001年执政美利坚合众国，把美国带入一个10年的Golden Age。

由于阿肯色州小伙子的出身，总是被政治敌人攻击是带着满身鸡屎味的(阿肯色州属于落后农业州)，但是脑子可不傻，在执政期间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知道中国为啥一直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了吧)

中美谈判签约

克林顿同学对我们中国另一个重大的利好就是在1999年底，顺利的谈好了加入WTO和美国的协议。

加入WTO是要和每一个国家都轮番谈一边，但本质上，就是和美国谈;中美谈好了，其他国家的难度都没那么大。

入世带来了中国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发展了一批中国制造型民营企业(轻工制造为主)，出口创汇，创下了下一个十年的经济腾飞。家里为啥有厂，有厂为啥赚钱?这就是原因。

在90年代，美国从总体而言非常繁荣。

从1992年到1999年，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4%(从2001年起就再也没有超过4%;从2005年起，全年增长率就再也没有超过3%。

九十年代每年平均增加170万个就业机会，本世纪以来，平均每年约增长85万个就业机会。

到90年代末，失业率从1992年的8%降低到4%(这事实上等于零)。此外，如果你是做文职工作的男性，从90年代开始，你就可以不用西装革履地去上班了。

从1990年到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10%;自从2000年以来，降低了约9%。

贫困率在1993年达到最高，超过15%，到2000年下降到接近11%，近乎“二战”后的最低点。

在90年代，股价翻了四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增长了309%。你仍然可以用50万美元乃至更少的钱就买下一栋漂亮的布鲁克林联排别墅。

全球老大在鼎盛时期，自然大家过的也不错。

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运气是极好的。

第一波港台同胞以及新加坡人的疯狂涌入，第二波是最惠国待遇导致的出口狂涨，第三波外资+入世，一下子成为出口冠军，第四波更奇怪，本来小布什要来找碴了，结果911了，美国一下子和我们又是好朋友了。

美国这个超级武器，在一个时期一定要找个对手，要不浑身奇痒。枪口正要面对中国的时候，突然中东有人举手，自告奋勇冒出来挑战了。

对外，中国韬光养晦，铺平了国际接入道路以及与地表上最强的国家成了好基友。

对内1993年朱镕基上台，做三件事：

1、清理三角债：

到了90年代，三角债规模达到了3000亿。其实主要是国企之间、以及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问题。

那时候的国有企业的规范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投资不计成本，产品生产不顾市场需求，财务制度混乱。

这个过程是计划型生产工厂向现代化企业转变毕竟之路。这也是后来成为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员工下岗，优秀国有企业海内外上市的导火索。

2、分税制改革：

梳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前中央33%，改革后55%;

*划重点：财税的全国改革一定造就不同寻常的红利机会和变革(比如我们投的云账房就是金税三期后产生的优秀企业)。

百分比的改革，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就是：地方在土地出让金可以绝大部分留存给地方财政，房地产这个又能卖钱又可以快速贡献GDP的产业，一下子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热情。

3、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吸引外商投资和出口贸易。

在国家产业上，抓大放小，学习韩国大宇等为代表的财团模式，目标培养世界500强，但均不成功。

中国的大型企业对内很强，对外没那么强，核心的根源是：

在国内是上游垄断+牌照业务;

但是，出了国门可就是真刀真枪PK产品和技术实力了。

这部分任务，现在中央也行清楚了：还是交给国有入股的民企吧。

国企的改造是带有疼痛感的，国家的大势，从来都是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小家和个人。

90年代的下岗潮影响几千万人

1991年，国企下岗潮，但没有思想准备或再就业能力的人出现了营生困难。成千上万人下岗，一些地方员工跳楼自杀，或行凶报复。

国企日薄西山，乡镇企业营收265.3亿超国企246亿。当时俗称“破三铁”，分别是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想当初80年代的国有企业辉煌，很多人进来国企，20多岁，到了90年代小40的年纪。十年过去了，青年人变成中年人，人也被国企制度化，俗称：“轨道依赖”。

脱轨意味着：安全感的丧失和前进失去了方向和动力。

摆摊、开出租车、开小饭店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家庭也从之前的小康逐渐变成了贫困。

国企下岗工人做起了零工

讲到这里，我是想说：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变成企业家，富人，财富自由都是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人还是普通人过过小日子。但是纵然过小日子，其实也不能100%依赖于平台和轨道。

因为在轨道上的表面光鲜、平台赋予的资源和光环可能转瞬就消散了。

当年国有企业发米、发油、发彩电、发冰箱和2000年到2010年外企出差五星级酒店高福利的光鲜是不是很像呢?只不过时代不同，亮眼的东西不一样了。

1993年，经济开始全面复苏。

中国经济走上外贸拉动道路，直到2005年达巅峰。部分人通过创新方式在流通环节获利。

2000后的江浙沪、广深珠家里有厂开跑车的富二代爸爸们，那个时候开始了艰苦创业。

全国出现办公司热潮，国企、民营、国际商业资本开始竞争。出现海南房地产泡沫。许多开发区吸引外资，土地出让交易，大量灰色交易。

90年代全国假货泛滥，其中温州商品最劣，全国四大制假中心，包括中关村。(请记住差异化竞争的重要，中关村有个：京东多媒体。从来不卖假光磁盘)

京东的前身

中国企业的贸工技和工贸技两大成长模式，市场派占上风，但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存在瓶颈。

本土家电企业市场份额大，但技术空虚，其实是装配工厂，核心部件靠进口。

中国制造严重冲击海外，欧美联手对彩电开征15-20%反倾销税。产品技术概念炒作频繁，包括光触媒、无菌冰箱、数码景深、地瓜洗衣机。

陷入形式主义和技术空心化;一直到2008年，仍无法完整制造100%中国彩电、冰箱、空调。

史玉柱靠IT崛起，联想柳传志走市场派获成功。

90年代末，马云创办中国黄页，丁磊创办网易，都没找到盈利模式。

股票交易如火如荼

资本市场畸形，股市设计目的拯救国企，通过融资搞活增强国企实力。

大量国企债券变股权，很多上市资本分配给最困难国企，财务指标虚假。

国企过去靠财政，接着靠银行，现在靠股市;“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现象普遍，融资，挥霍，亏损的循环路径。

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劣，给股市操作和故事会留下很大空间。

居民生活上，1988年的物价上涨让老百姓吃不消，无法维持生计，一些大学老师摆摊卖馄饨、面包等。

1993年中国消费者第一次过上情人节。取消粮票，90年代末告别物资短缺，进入供给过剩时期。(解决10多人口吃饱问题，如今又出现了吃的太好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巨大成就)

整个中国的90年代可以被称为商业巨变的年代。

* 划重点：90年代的中国还不是房产投资的好时候，刚刚税改，热度还没起来。但是确实创业的好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叫做生意、做买卖，没有个毛线VC。市场越初期、越乱，其实对于个人的机会是越多的。现在的各类富豪，哪个没有个当年草莽的历史。

话说创业下海，这里面还是有红利存在的：

1.前面讲的，都是创业下海，有的是老哥一人，单枪匹马;有的是村镇集体企业话事人，企业转制了摇身一变成了民营企业家，到底谁的成功率更大点?

2.有人卖本土产品、有人造假货、有人代理海外成熟公司产品，都是做贸易，但在那个对外资欢迎的笑的像花一样的年代。到底哪个产品更好卖更长久?

3.有人做保健品和食品，有人做互联网黄页。吃穿都没搞出花来，电脑都没普及的年代，哪个赛道更容易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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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啥样年代，都有新的创业机会;

无论环境好坏，都有人吃肉有人喝汤。

2000~2009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

2000年1月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兜里的外汇储备美元多了。在我们闷头使劲赚钱的时候，还是得往外看看我们的美国同学正在干嘛。

为什么总要往外看?因为在一个发展成长的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人也好;有人折腾你、琢磨你、在后面使坏下脚拌，和没有人打压，结果是可能都是相当大的不同。

911事件后，美国的内外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反恐成为“主旋律”，国际秩序也因此改变。

此后进行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都与911事件有直接关系。

“反恐”不仅重塑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坐飞机旅行越来越不方便，安全检查搞到乘客不胜其烦。过去白宫以及五角大楼是可以随便参观的，现在却盘查严密，令人望而却步。

许多美国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美国“失落的十年”。

的确，这十年美国经历了911事件、两场战争、网络泡沫、房市崩盘、金融风暴等、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国民债务大增。

以股市为例，道琼斯工业指数十年前在一万一千点左右，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一万一千点左右徘徊，基本上原地踏步。

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投资股市的人十年来不赚反亏，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

这十年给了中国很大的发展机会，中国加入了WTO融入世界的产业链。这十年是中国全民努力赚钱、提高自己各方面实力的十年。

千禧年出生的宝宝，现在已经20岁了;

活跃在当下台前幕后的互联网大佬们，其实也是起步于千禧年后的第一个十年。

家用电脑是二千零几年开始普及的，互联网的大佬们，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的企业家，抓住的不是其他传统的商业机会，而是中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流量的机会。

随着80年代解决吃饱，90年代吃好。吃饭不是问题了。00年代，开始进入消费升级和精神需求的年代。

女人，我要买买买;

男人，我要玩玩玩。

电商和游戏，到今天依然都是大行业。

上一大段说过了分税制的问题了吧，中央作为和地方妥协的安排，改了分税比例之后，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可以绝大部分留给了地方财政。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第一个浩浩荡荡的向一线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十年演进。

老家的翠花、娟子，到了一线中心城市后立马变成了Mary和Sandy。毕竟是有众多人会留下来，有了房子，才叫真正留下来。

春节迁徙图

这个时候就迎来了对于普通人的重要的资产增值发财机会。这个机会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只不过第一个十年是全国性的，第二个十年是一线城市的。

* 划重点：第三个十年可能是省会和强二线城市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中国普通居民最主要的贫富差距，是土地价格差距造成的。

1000万的资产，在京沪，那就是一套城区内的三房。在3、4、5线，那可能就是一个100-200个工人的制造业工厂。

如果有时光机，让你回到2000年。给你100万，重新来过这20年。你是去照葫芦画瓢，做电商和游戏创业与阿里和腾讯竞争，还是琢磨京沪做按揭多买两套房子?

这是个很难抉择的问题。

如果让互联网大佬们在00年代出开始做传统生意，可能也做不过90年代转制的村镇企业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财富机会，不是这个时代没有给你发财的机会，只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再说另一个选择的话题：

如果80年代选择国企，大概率会在90年代遇到国企下岗的危机;

00年代，那是外资在中国发展了十年，赚的钵满盆满的鼎盛时代，70末与80初的大学生，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外企，而放弃了初出茅庐的BAT，大概率也会在2010~2019年代遇到外企的裁员和发展瓶颈的危机。

其实都没什么错，人性就是选择当下最优的选择;而当下最优的选择，谁又能预测到10年之后，还是依然是最优的呢?

2001 年到 2005 年，那四年是我们经济起飞的 4 年，从 2003 年开始全民开启了出口赚取外汇模式，外汇占款在 2005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增速 58%。

朱总理在谈下 WTO 谈判后的感慨，我们到后世才能知道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动了居民财富创造的快车，当时是宏观经济的特殊的一个时期，工业化起飞阶段，也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的一段岁月。

我们还能记得，在 2004 年年初，我们的固定资产增速曾经达到过 50% 以上的增速，中央政府害怕经济过热开启了严厉的紧缩，直到媒体记者给高层内参捅了一个铁本，抓人整肃，才对当时过热的经济狠狠的踩了一脚刹车。

但是那脚刹车踩得有些过猛，让钢铁行业将“产能过剩行业”的帽子顶了 14 年，从 2 亿吨的产量一路顶到了 8 亿吨产量，才是真的过剩了。

01-05在这四年，大家做实业实在是赚钱的，一年投入下得本金如果只赚一倍的收益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说。

那个时候的边际流入资金主体就是居民蜂拥的买入基金，监管机构要求股票型基金限于不能低于 80% 的仓位限制。

这个政策本来是在是熊市时候保护市场的做法，但是在未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政策如何在牛市时候推动无休止的泡沫以及在熊市时候如何成为最大的杀器 。

公募基金面对不断膨胀的资产规模，只能配置、配置、再配置，这个也是市场为什么在后面某一个阶段公募基金收益率中位数会超过大多数人收益的原因。

不断涌入的资金逼着大家一路到了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 6124 的巅峰，当基民认购数量达到历史的峰值时后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波接盘侠的入场，居民财富的累积造就了股市的上涨，但是群体的非理性行为，也造就了大多数人会成为后知后觉的接盘侠。

这一次收割的则是绝大多数的基民和想赚快钱的散户。

股市你赚过钱吗?

* 划重点：股市交易的低成本、高流动性，以及场内零和博弈的各类牛鬼蛇神云集，这个市场注定不是普通人财产保值增值的主场。

2010~2019

中国股市历史走势

历史的事情，总是不断的总重复。

2014 年年中开启的疯牛之路和 1999 年的 519 行情是那么的相似，经济不好、央行释放流动性，债务率偏高，企业不想去投资，“经济不好，大家又到村头聚众赌博”。

场内场外，杠杆全配。

话说，复盘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涨?

以逻辑( 编故事 )为投资标准成为了市场的主流，编故事的人通过各种大逻辑套小逻辑，然后推动股价上涨来标榜自己发现价值，认为自己认知是多么深远超过其他人，因为是股价涨了;

也不知道是胡编的理由让大家资金冲昏了头，还是因为冲昏了头来胡编理由。

在2015年4月的时候，我出去买早点，拎兜子买菜大妈都讲电话：“没卖没卖，还没到5000点呢”。

监会掐断了 HOMES 端口，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配资活动提供便利。一场跳水开始了……至今为止，还没有重新游上来。

2015年六月的股市戛然而止，然而2015到2016中国房价确实经历了最有力量的一波涨幅。

中国楼市涨幅

深圳领跑，一线城市近乎于翻倍。因此，炒股的钱和买房的钱，从来不是一种钱。

* 划重点：告诉你了不是一种钱，你还卖房炒股?

撸过了资产的大势，回头看看商业的机会：

2012年9月12日，苹果发布了iphone5，而2013年被称为中国4G元年。更快速的网络和智能设备，推动了一大批移动互联网公司的诞生。

2011年成立，当年的快手还在Flash中琢磨商机;

2012年，一家叫字节跳动的公司在北京注册，今天它最有名的两个产品是今日头条和抖音;

2012年的7月，程维注册了小桔科技，拿着大学生开发的App在发愁，同年秋天遇到了现任CTO张博。终于开始有人解决技术问题了。

可以参看以下2019年的独角兽名单：http://www.199it.com/archives/864570.html 到底有多少是成立于2000~2015这段时间。又有多少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项目。

很多事不是做了就能发达，而是在那个时点，你正好做了，也做对了。

我是2009年从美国回来，开始在上海生活的。经历了找工作、创业、转行、结婚、生子、买房等一系列流程。这10年的感受是清晰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如果在这十年有真正的红利：

移动互联网：移动化的流量普及远超PC时代;

房地产：土地财政+人口线下流量的聚集效应，一线、强二线房产增值机会;

关于流量，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看我合伙人的这篇文章 《VC，照常升起!》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权力和资源关系红利的普通人，跑也跑不出这两条道道。这个就是大势。

我们从未有能力创造一个大势，都是被当下的大势带着走，去创造下一个大势。

2010~2019，我们也正在经历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

“国产替代”、“安全可控”、和谐号升级为复兴号、“经历惊涛骇浪”、“一带一路”、“贸易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智能制造2025”......

敏感的读者一定会产生共鸣!

2020~2029

和谐号这个名字是2007年赋的，当时候“和谐号”这个名字是代表了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原则，并实现“创造和谐社会”的愿景。

10年后的2017年：将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为‘复兴号’是跟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铁总对中央的政策一直是敏感的、跟得上时代潮流的。

和谐转向复兴，字面上的转变却让中国的整体路线逐渐发生根本不同。

2010~2019，这个外向型的路线和更强势的战略转型是明显的，在未来十年，这个政策和路线还是会被不断的强化。

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因此我们在讨论政策调整之时，就不能不去谈一下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国际的关系上，中国和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存在着两种很不同的思维方式。

两者(中美)都关切世界秩序，但两者的世界秩序观很不同。

今天中美的多维度冲突，其实本质上从一开始的世界价值观就有很大的差异。当中国一直在努力维持世界秩序的时候，美国一直再叫嚷着中国在挑战世界的秩序。

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体系，在国际外交和贸易中，坚信的是一切都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世界秩序。

尽管，也强调软力量或者意识形态，但这些都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

在硬实力之外，包裹了一层“友好”的软实力，其中包括：宗教、文化、政治制度、人权等等等。

这些软实力包裹硬实力的世界秩序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特朗普的American First就直白的表明了美国优先的自我认知。

总结下来，硬的很硬，软的很软。

纵观美国对中东国家，不服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早就被炸的灰飞烟灭;面对铁杆小弟沙特，我带你继续赚钱，带你飞。从来不说你的封建制度民不民主。

伊拉克与沙特

而中国的国际价值观和国际能力相对更加中庸一些，硬的，不会太硬;软的，也不会太软。

纵观中国的国际事务，当代以来，很难找到中国军事进入另外一国的领土进行军事行动。

在软的领域，对更小、弱的国家、也都是贸易、投资先行，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以及内政的干涉却很少。

举一个例子，当代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体系就是联合国体系，然而在联合国体系不能为美国所用的时候就会建立各种各样的其他联盟来强化这种体系。

而中国更加认同的世界的秩序是建立在联合国上，各国应该有更平衡的权利。

这样的不同价值观，其实就导致在联合国内部很多问题上，中国少有和美国合作。

另外一个导致变化的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崛起，其对亚洲、非洲的影响力导致美国的恐惧和不安。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

解释过来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也几乎成为了国际关系的“铁律”。

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有15起。最显著的就是德国统一后取代了英国导致了两起世界大战。

亚洲也有相似的经历，日本崛起后挑战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建立起来的秩序，提出了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最终爆发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战争。

而现代武器科技发展到今天，面对两个都是核大国。

参与全面热战的概率不太可能。但是多维度的“冲突”会从各个维度展现：贸易战、网络战、金融战、技术冷战.......

表面的贸易战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妥协和利益终结，但是长期的实力竞争、科技冷战看起来似乎趋势并不可逆。

2015年，美国智库就发表了一份《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指出了美国从20世界70年代以来试图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并且，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官方首次强调这一思想：中国的基建投资(非洲和东南亚)和贸易摩擦策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的野心。

这不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观点，很可能是整个华盛顿的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对外扩张令他们恐惧，要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

因此，美国既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也不可能因为打压一个国家开启热战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此路径就非常明显：

* 划重点：

技术打压：国家的硬实力来源于军事，军事的基础是科技，开启科技冷战，拖慢中国进一步升级的速度、卡住核心软硬件的脖子。

产业遏制：高举301报告和贸易战的大旗，打击中概股和中国的外向型出口制造业。

外交围堵：美国的“重返亚洲”计划，抑制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防止中国破坏了原有的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体系和架构。

在近些年来，似乎中国的地缘政治明确的从陆地走线过了海洋。

比如南中国海的主权宣布、岛屿建设，以及海军下饺子一样的建造进度。

这些都其实在彰显中国要走出去的决心。

拉出一带一路的国家，仔细的瞄一瞄就知道，其实主力还是在亚非两地。

虽然最终目标是亚非，但途径国家也要关照着，要不总会给人感觉到：跳过我敬酒，你是什么意思?还要不要铺石油管道和铁路了。

东南亚，是中国向海洋第一步驶出去最重要的扩张范围。

1、地缘离着近;

2、国家不至于那么落后。

相信承载未来经济发展重点的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意在如此吧。

在这个科技竞争不可逆并且中国坚定走出去的大势下，是不是VC和我们创业者的机会呢?项目核心项目逻辑变成了三个：

*划重点

能否在国内市场实现对美国产品的依赖替代?

能否加速在国内各种产业升级的速度?

具不具备国际化(一带一路)扩大海外市场落地的能力?

如果有，哪怕你只踩中了一条!那么，恭喜你，那么你一只脚就迈进了中国为此设立的资本化大门——科创板。

我们常垒资本就是按照这三条原则，在信息技术和软件领域投资的。

大势不能帮你直接变现，但是大势可以让你在对的时间、对的点，从赚小钱变成赚大钱。

尾声

其实大家发现了我整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中国的大势变革和个人的财富展开的。

中国的独特的政治经体制注定了：每个人和国家政治政策是强捆绑着的。

以上写了万字长言，都在试图去了解和预测我们到底会经历一个怎样的十年。

温故真的可以知新吗?

大幕在徐徐拉开，我们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亲身经历者。

参考文献：

管汉晖、林智贤：《五年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郑永年：《大趋势：中国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