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速度超出想象 1.5℃升温“大限”或将提前10年到来

经历了整整半个月的致命山火炙烤后，加州州长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要开始为异象频发的“新常态”做好准备。听起来或许有点夸张，但事实上，他说的是对的，山火虽然只是偶然现象，但这种偶然现象的原因——加州近年来连续出现创纪录的干旱，需要人们加以警惕。

除了加州以外，今年全球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不少极端天气。《柳叶刀》“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项目上周宣布，相较2000年，全球遭受热浪袭扰的人口又多了1.57亿。在可见的未来，这种环境灾难只会加剧，不会减轻。自然，各国政府都想让气候学家赶紧拿出解决方案，无奈，对于这个问题，气候科学界仍在探索当中。

去年10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解释了遏制全球变暖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的必要性和大致做法。这是一个严峻的数据。早前，《巴黎协定》约定的控制限度是升温不超过2℃，但这篇报告指出，相较于1.5℃的标准，升温2℃会使缺水人群增加1倍，还会有超过15亿人暴露于极端高温环境中。

这篇IPCC特别报告的另一个重点更加令人担忧：全球变暖正在加速。未来20年，排放增加、空气污染恶化和自然气候循环恶化3种趋势将结合在一起，届时，气候变化将来得比预期更快、更猛烈。原本预计2040年突破1.5℃，现在看起来是个非常乐观的设想，实际上，人类很可能在2030年就突破极限。

供政治博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加大、加快投资，比如修补桥梁建筑，以应对未来的飓风洪水;养护森林、农场，提高对干旱的抵抗能力。在全球加速变暖的“大功臣”——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政策调整具有更大的急迫性，控制煤烟、甲烷和氢氟碳化物气体排放是重中之重。在技术足够的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太阳地球工程，例如在平流层中播撒反射粒子，充当遮阳伞，为地球降温。

气候科学家必须对未来25年的状况作出评估，为政客提供证据，高速他们应该首先限制哪些导致气候变暖的污染物，以获得最大的气候效益。他们应该评估哪些政策在现实世界中能够最迅速、最成功地实施，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政治、行政和经济限制往往使看起来“理想”政策无法实施。

目前，这群人已经找到了3条证据，可以证明全球变暖的速度将快于IPCC的预测。

首先，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据估计，到2017年，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约370亿吨，已经达到IPCC模拟过的排放轨迹中最高水平。这也意味着，未来25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以每10年0.25-0.32℃的速度上升。根据IPCC报告，从2000年至今，气温增长速度是在每10年0.2℃左右。

第二点比较让人意外——政府清理空气污染的速度快于IPCC和大多数气候模型制定者的预期。例如，2014年至2016年间，中国发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7-14%。低污染对农作物和公众健康有益，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原本，排放物中的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化合物会形成气溶胶，将阳光反射。随着气溶胶“盾牌”的消解，到达地面的阳光增加，造成的额外升温可能高达0.7℃。

第三，有迹象表明，地球也许即将进入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自然温暖时期。太平洋似乎正在变暖，这与被称为“十年间太平洋振荡”的缓慢气候循环相一致。该循环是赤道和北美太平洋温度的调节器。同样，根据深海漂流浮子的数据，自2004年以来，大西洋深水和地表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混合似乎有所减弱。没有这种混合，更多的热量将留在大气中，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进入深海。

这3种力量将相互加强，我们估计，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上空气污染的降低，将使1.5℃的期限提前到2030年左右到来，2℃的极限则在2045年突破。不过，如果政府加大治理空气污染物的力度，可能会导致气温更快增长。

另外，考虑到气候会出现自然代际波动，万一偶然出现一次大波动，全球气温有10%的可能在2025年就突破1.5℃的界限。相比之下，IPCC认为在2030年和2052年突破1.5℃界限的估计，真的太乐观了。

科学家和政治家必须从4个方面重新思考他们的角色、目标和方法。

一、短期内，重新评估科学。IPCC要马上做出另一份报告，评估关于未来25年气候变化速度的。新报告的研究应该超越物理科学本身，将政治系统能够作出反应的速度纳入考虑，同时，还要考虑到来自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维持现状的压力。

研究人员应该改进气候模型，更详细地描述未来25年里的海洋、大气状态以及自然循环的最新数据。他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主要内容放在量化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和影响方面。这些证据很难收集，但在评估真正的气候危险和应对措施方面，它们将更加有用。

二、重新考虑政策目标。给全球变暖设限——比如1.5℃，应当在政策上成为全球政策目标，过去，它们常常被误解为是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全球气温越接近上限，就越难以设想现实的政策。在纸面上扭曲模型很容易，但要实现真正有效的政策却困难得多。

在政策制定上，不能仅依据天文物理参数，更应该根据政治和社会的权衡来制定现实的目标。总体而言，政策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和可行性的分析，尤其是国际性政策制定，比如《巴黎协定》。巴黎气候进程需要一个更可靠的评估系统，以激励各方采取行动。过去，统一的跨国政策会在政治上引起争议，它将突出各国在政策上的冲突。因此，相关权衡必须来自政府间进程之外，比如国家科学院、次国家伙伴关系和非政府组织。

三、政策设计要应时而变。政策灵活适应的时代已经到来，政府需要科学家提供2种类型的信息来指导他们的反应。首先，他们需要知道从县到市的潜在地方影响，通过将区域精细划分的气候影响评估与AI结合起来，对极端天气、健康、财产损失和其他变量进行大数据分析。

其次，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气候影响和应对措施失灵的可能。即使是积极制定适应性政策的地区，如加州，也难以掌握有关极端气候变暖、火灾和海平面上升等所有风险变化信息。该研究必须跨领域和利益相关者——城市规划者、公共卫生管理、农业和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整合。

四、熟悉可供选择的政策。在气候评估过程中，相关人员还要评估减轻气候影响的快速方法，例如减少甲烷和氢氟碳化物的排放。这3种“超级温室气体”的影响可达二氧化碳的数千倍。减少这些污染物可能会使未来25年的变暖趋势减半。

在这方面，全球政府和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今年9月于加州旧金山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代表美国40%人口的州联盟——美国气候联盟发布了一份路线图，计划到2030年将甲烷、氢氟碳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减少40-50%。《蒙特利尔议定书》2016年基加利修正案将于2019年1月生效，该修正案将在未来30年将氢氟烃排放量削减80%。

各种气候工程选项应作为应急措施提上议程。如果全球形势真的恶化，我们可能被迫直接从大气中提取大量过剩的二氧化碳。还有更快的应急方法——直接向大气中注入气溶胶，以降低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加热量。研究人员考察了15年前开始的一项虚拟大型“太阳地球工程”项目的成本和实用性，这个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在大约20公里的高度部署材料，将增加的人为辐射热量减少一半。

这一选择就像空气污染一样，极富争议性，因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改变降雨模式，导致热带地区干燥加剧。因此，以防万一，提前研究和计划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直到今天位置，这些项目几乎都没有投资，未来，不负责任的研究人员很有可能部署错误类型的气候工程计划。

几十年来，科学家和政客以一种机器简单的方式为气候政策辩论设定了框架:科学家分析长期目标，政客们假装尊重这些目标。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严肃的气候政策必须更加关注短期和可行性。它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选择，尽管有些选择让人不舒服，而且充满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