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充”哭了！一项两千人研究称：朋友越多，面临危机时反应越迟缓

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危机期间，拥有庞大社交网络的人比那些更加孤立的人对问题的反应更慢。

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将2480人分成108个不同规模的小组，并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灾难场景。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这样的灾难场景中，更大群体的人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虚假的保证，而来自“专家”的任何坏消息都被置之不理，从而消除了任何紧迫感。

参与研究的人被要求在灾难场景开始后决定何时“疏散”，那些联系更紧密的人不太可能想要离开。

研究报告的作者们说:“社交网络在传递人们宁愿忽视的、令人不快的真相方面的作用很差。”

该团队表示，更大的网络确实有积极的结果——它们限制了组织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不必要的疏散。然而，这是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决定。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Hirokazu Shirado教授说:“在实验中，与那些孤立的受试者相比，网络中的受试者更有可能推迟做出必要但代价高昂的保护行动的决定。”

在灾难发生时，即使团队中有专家能够正确地宣布灾难即将来临，他们也会被忽略。

作者写道:“这种自我强制的安全感在几乎所有的‘灾难’环节中都自发地出现了，尽管受试者理解游戏规则，尽管这种行为可能看起来‘非理性’。”

“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会自发地制造谣言，社交网络会放大这一点，尤其是当谣言是好消息的时候。”

他们发现，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错误信息，拥有更少知情者的更大的网络遭受了更多的损害。

他们说:“在我们的实验中，人们经常表现出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会出现的拖延和虚假保证，而正常化偏误放大了来自集体危险的损害。”

正常化偏误(normalcy bias)也被称为鸵鸟心态效应(ostrich effect)：当人们处于不同于常态经验的新境况时，他们往往未能看出问题，或是低估问题的危险性。

与“群体智慧”的观点相反，作者说，当个人在灾难场景中独自做出决定时，他们会做出更好的选择。

“通过我们的工作，我可以说，没有任何干预，人们更有可能传播信息，即使是错误的，也不会导致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代价可能是物质和心理上的，”Shirado说。

在这项研究中，人们被分成60人到10人不等的小组，或者被要求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独自工作。

他们参加了一个75秒的“游戏”，在游戏中，他们被呈现出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团队或个人——并决定何时撤离。

在每一组游戏中，都会有一名线人提供关于灾难是否真实的信息，看看人们是否会倾听。

作者发现，大型社交网络的问题在于人们拒绝听“坏消息”——淹没了令人不适的真相。

他们写道，鉴于警告(坏消息)是有价值但不受欢迎的信息，不知情的人放大了大众的品味，拒绝听取少数人不受欢迎的意见。

“结果，社会影响只有利于一方——不疏散——因此放大了‘灾难’风险。”

另一个问题，除了隐藏令人不安的事实外，是大型网络造成了观点的冲突，“使得作为一个群体很难形成准确的共识”。

事实上，如果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存在于一个大的群体中，它就会变得更加难以达到临界质量来决定任何行动。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决斗传染’。”

不过，研究人员确实表示，灾难造成更严重损害的证据可能会导致社会网络团体采取行动。

“在可能的危机造成的不确定情况下，社会互动会产生复杂的影响，促进关于安全和危险的真实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促进有益和无益的反应。”

研究小组表示，在现实世界中，随着人们的网络连接越来越广，决策失误或坏消息被掩盖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大。

“鉴于人们对个人沟通渠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网络强化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加剧。”

他们写道:“人类在孤立地应对集体威胁时，会产生一种进化的心理，但现代通信技术可能会提供危险和虚假的安慰。”

“尽管社交网络擅长于提供社会支持，但它们作为信息传递渠道，在传递令人不快的真相方面可能效果不佳，尤其是在事关重大的时候。”

Shirado说，他正在研究如何减轻大型社交网络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社交网络”。

他说，加入人工智能助手有助于鼓励人们在网络环境下做出更有用的决定，并帮助团体更好地协调。

Shirado说:“我正在研究这些想法是否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社会协调。”

这项研究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上。

译/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原文出处：

https://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8358557/Having-large-social-network-makes-people-SLOWER-respond-times-crisi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