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好基本功，稳抓4大新机遇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笔记侠(ID：Not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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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2019年8月17日，在长江商学院首届京津冀论坛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进行了主题为“全球大变局中国新时代：培养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的精彩分享。

活动笔记•宏观趋势

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

我们为什么需要B类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如何释放?

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思考。

我的演讲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世界大变局的观察；第二部分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及可考虑的应对之策；第三部分是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谈谈长江商学院培养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

一、世界大变局：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当前世界，正处于多重变革和拐点汇集于一点的大变局时代。

突出的变革包括：颠覆性技术及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等。我认为，这么多巨大的变革聚焦于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

1.全球发展模式

从发展模式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美国的发展局限性不断暴露，主要挑战来自于相对突出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以及日趋明显的阶层固化。

新自由主义之后，发展模式何去何从？对此，美国国内存在大量争议，且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共识。

欧洲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首先，欧洲面临来自美国等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危机、阶层固化等问题。欧洲的福利非常好，但是阶层固化严重。

另外，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相对缺少颠覆的力量与创新，导致过去二三十年间，欧洲没有焕发新的活力。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经济在很多行业还有发展空间。

按我的研究，我们的企业生态体系以家族企业（我称之为A类企业）和国企（称之为C类企业）为主，很少有B类企业，即像IBM、西门子这样管理权、所有权分离，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

目前为止，亚洲国家的现代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和B类企业的组合。

没有B类企业，很难做到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国企在吸引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家族企业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也有天花板。

2018年，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院长做了一个小时的对话。她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问她美国经济工作的聚焦点是什么？

她说我们的聚焦点从来就没变，就是如何把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

我认为，若想搭建以创新为主的经济生态，聚焦点可能是公平透明的平台建设，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智慧和资源都投在创新上，从模仿走向创新。

2.科技进步与颠覆性创新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它们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很多商业颠覆力量。

美国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也更为强劲。

欧洲相对缺乏在经济上的颠覆力量，经济发展缓慢。

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和创富能力的不对等带来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即经济发展能力的全球失衡，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现在看，当前正处于一个全球科技大变革的时代，很多科技都发展到了临界点，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

当我们期待这些技术创新能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何种财富时，我们也要考虑创新和创富能力不对等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善于驾驭技术创新的人群，可能会因此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蓝领和部分中产的工作，可能会逐步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和应用所替代。

如此一来，在一次收入分配环节就会产生日趋严重的失衡问题。如果政府希望避免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可能需要通过二次收入分配来调节。

科技创新带来的颠覆毋庸质疑，中国企业必须跟得上，并且同时还需要关注颠覆性科技带来的社会变革，这其中包括资源分配不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我认为，商学院有责任引导科技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减少它负面的影响。

3.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重构

中国和美国在对全球投资贸易体系的看法方面确实有差异。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一直在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我们国家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自贸区等，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所形成的新投资贸易体系带来的新挑战。

近期的重大变革是美国“退群”。

美国“退群”以后，日本的作为有可圈可点之处。

日本领导并完成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同时，日本和欧盟达成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现在日欧已形成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

这些行动奠定了日本在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中的话语权。

欧盟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重要阵地，欧盟在全球商品贸易额中的占比接近32%，而中国和美国各占11%左右。

整体看来，全球形成新WTO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出炉。

因此，在商品贸易中我们可能要高度重视欧盟这样超大体量的伙伴。

二、中美贸易摩擦及可考虑的应对策略

1.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化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克林顿时代，中国被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小布什时代，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在奥巴马时代，接触与遏制并行。

到特朗普时代，第一次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同时是美国的全球竞争者。

不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的美国企业，是真正亲华的力量。所以在中美关系方面，还有很多交流空间。

2.整合儒家经济圈

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方面，除了交流、谈判，我们也要整合儒家经济圈——即东亚地区与儒家文化有深厚渊源的各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

这些经济体尽管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不同，但历史上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民众对儒家价值观有广泛认同。

从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开始，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均有不俗的表现。

根据IMF的数据，2015年，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已经分别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GDP的第一大贡献者。

2018年，儒家经济圈名义GDP达21.6万亿，高于美国（20.5万亿）和欧盟（18.8万亿），占全球GDP的25.5%。

2019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儒家经济圈企业达200家，占比达40%。

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止2008年，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有5家来自儒家经济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儒家经济圈内，现在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剩下两个，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越南。

综合上述经济表现，整体来讲，我对儒家经济圈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问题，将来可能会拓展到金融摩擦、科技摩擦、教育摩擦甚至更广的领域。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重视儒家经济圈的战略意义。

除了儒家经济圈自身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增长潜力，其意义还在于我们可取势于儒家经济圈成员经济体已达成的双边/多边经贸协定，增强中国在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中的话语权，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同时，成功整合儒家经济圈，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实践和体现。儒家经济圈的深度融合，可能有利于促进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

3.进一步深化和欧盟合作

欧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商品贸易居全球首位。深化中欧经济合作，本就对中国意义突出。

而当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更为中欧合作创造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美国的贸易打击对象覆盖了欧盟在内的全球诸多经济体。

同时，美国挑战国际规则、不尊重国际组织，践踏国际秩序的行为，让欧盟精英深感不满。

美国和欧盟之间出现史无前例的裂痕，这为中国与欧盟形成“统一战线”创造了机遇。

基于此，中国与欧盟应深度合作，联手捍卫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组织尊严。

同时，为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与科技封锁，中国可加快与欧盟在科技创新和应用方面的合作，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资金实力、技术商业化能力和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这为打造中国与欧盟“双赢”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加快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也是我们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时的一个应对之策。

三、中国新时代：机遇与挑战

1.机遇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讲，我们有多方面的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余热

很多行业有进一步放松管制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讲新自由主义的余热是巨大的。目前我们还有多个行业由国企垄断或主导，增长空间是巨大的。

这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必须通过创新才能产生增长，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这是差异。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指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及重大产业技术突破；加快重点价值领域的突破，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第三，颠覆式科技创新

实现科技创新的难度或高于商业模式创新的难度，且过去我们以模仿和应用为主；未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产生难以估量的颠覆式经济力量。

第四，中国企业深入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激发了全球性机会，中国经济整个基本面应该说还是被全世界羡慕嫉妒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着众多的华侨和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即使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我们的全球视野还是越来越宽阔。

2.中国企业的战略转型

长江商学院创办的第一天起就强调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的整合、全球的责任与担当。

2002年，我就提出，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有困难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是必要条件。今天再谈，大家可能感触更深。

我们给马来西亚政府做了六届培训，一般是一、两位官员，带着三十几位企业家。

我出席第六届毕业典礼时，遇到一位官员说：“马哈蒂尔当选总理以后，到你们投资的场地看了一下，发现所有的工人都是中国人，连保安也是中国的，特别不高兴，随口就说了‘新殖民主义’”。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时间很短、经验很少，不能把我们的标准抬高了，先学会走才能跑。

第二、我们确实应当意识到关于全球担当的问题。

我跟他分享了我的经验：

1994、1995年我给大量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做培训，大概有10%的外国人，80%到90%的中国人，所以当时欧洲和美国进入中国带来的是资本、技术、管理，给我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包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者。

目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对于全球担当的认识还有不足，对于真正实现全球担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在“一带一路”的落地过程中，如果中国企业的责任和担当跟不上，我们的倡议也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社会责任不是宣传，不是天天做广告，而是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对当地社会做了什么，如何通过利他来实现利我，这样的企业才有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得到发展。

除了创富以外，发展需要以更多的兴趣爱好、好奇心与担当来驱动。

如果做事是源于好奇心，那么往往可以三十年、四十年盯住一件事。美国的创新之所以令人望其项背，便是源自好奇心的驱动。

不能什么挣钱追什么，没有耐心和定力，缺乏对真正核心技术的专注。

价值取向过去说了很多，将来更为重要，创新没有定力是不行的，所以在心态和价值取向方面必须要作出一系列的调整。

还有企业生态体系，我们必须拥有一批B类企业。这些B类企业不同于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它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同时，要练好基本功。

中国企业的基本功差一点，要虚心向世界学习，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管理理念能够风靡全球，美国贡献了很多原创的管理理念，日本也产生了不少，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的。

面向未来，我们要构建“清”和“亲”的新型政商关系，只有更为重视公平、透明，企业家才会聚焦于创新。

这个价值取向不改变的话，中国要变成创新驱动的国家是很困难的。

四、长江商学院培养

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

长江商学院面向未来、服务中国的初心是不变的，同时，长江商学院要在未来五年到十年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商学院之一，也需要服务全球。

长江商学院如何服务全球？通过培育新生代的经济上的颠覆性人才。

除了具备全球视野与担当，新生代的颠覆力量要拥抱科技创新，同时重视社会创新，重新界定社会责任，通过社会创新解决三大社会问题：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015年始，我们陆续和腾讯、百度、京东等国内最优秀的新生代企业合作，聚焦于培养独角兽和即将成为独角兽的公司，这是我们的起点。承担这些项目的长江创创社区，目前又开展了与国内外顶级VC的合作、与软银和微软的合作。

2016年4月，我们和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成立了“长江创新中心”，促进科技创新与商业创新的融合，释放跨界创新动能。

2016年9月，长江欧洲办公室推出了“启航中国”项目，或已成为欧洲影响力最大的创业创新平台。

2017年6月，长江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合作，推出新生代的智造创业MBA项目，关注科技创新。

2018年9月，我们和联合国企业司签订了五年战略合作协议，为全球培养经济上新生代的颠覆力量。联合国企业司很少和院校签订合作协议，但是和长江商学院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关系，致力于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的颠覆力量。

2019年6月，我们启动了中文MBA项目，为中国培养新生代的经济上的颠覆力量。

长江能发展到今天，唯靠创新精神。这个创新不是热衷于排名和认证，而是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引领性的中国智慧。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公众号 @笔记侠。中国最大的新商业知识笔记共享平台，微信价值排行榜总榜前十，独家笔记支持湖畔大学、混沌大学、青腾大学、高山大学、中欧创业营、京东商学院、北大国发院等顶尖商学院课程，BAT、TMD、小米、华为、网易等知名企业，丁磊、傅盛、李善友等知名人士，60万企业决策及管理层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