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特朗普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且在政府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前高盛总裁Gary Cohn,告知一些参议员,可能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即1933年分离商业和投资银行的法律。 这上演了一出人咬狗的头条大戏。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越来越怀疑是否要废除商业和投资银行的分离,而要求恢复的主要是左派: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是此种论调的支持者。 会有什么是能使像Cohn这样的华尔街大人物附和同意做的?
金融监管有三个主要目的:保护不成熟的小型投资者免遭剥夺;防止系统崩溃;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限制纽约大银行的权力。其中分离商业和投资银行的首要理性原因,是这一措施更多地是为了消除以前普遍的剥夺,而不是使银行体系更安全。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还创建了联邦银行存款保险,负责防止银行倒闭,没有人提出废除它)。在19世纪20年代,一家银行可以将储户的钱借给一家公司,然后确保其贷款是通过在公司发行股票并向公众(通常是其银行的储户)出售来偿还,并未披露利益冲突。如果公司倒闭,银行没什么大碍,但是被劝说购买股票的人就惨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美国银行系统性失败,以及两年来对于银行家耸人听闻的不当行为进行国会听证会而通过。所以三个目的从一开始就混合在一起的,而且现今还是这样。不管怎样,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重新分类后,金融监管有数十亿的具体例子,已经成为监管银行家的缩影。
像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公司虽然表示一致反对政府监管,但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却颇有好感。在1999年之前,当克林顿政府修改法律时,它在首次公开发行和兼并等高费用领域给予了独家专营权,像大通和花旗(当时名字)这样的银行,是不可能拥有独家专营权的。发起改变《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运动的领头人是Sanford Weill,将保险公司与花旗集团合并成立金融集团,并希望与投资银行竞争。 (他已经感到后悔了)。对于像Gary Cohn这样的高盛公司职业员工来说,他可以恢复该法案,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放弃这一生的信念,并且突然间与左派联盟。自从共和国早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的争论以来,与大银行权力斗争并不完全适合左派。在2016年,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或类似事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平台都存在过。
如果特朗普政府与金融界最著名的民主党批评人士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达成一致,我们应该高兴吗?未必吧!危险的是,如果政府当局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上寻求某种行为,那么它将起到一种免疫作用,使公众怀疑政府对财政的紧密程度,而陷入困境。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墙,原本是为了防止金融机构肆意欺骗毫无防备小客户的众多方式之一。还有更多的这种方式,包括在线金融行业发明出的新方式。垒起这样一座墙主要不是为了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恢复这个法案不会解决过度杠杆和资本不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曾造成各大银行在2008年崩溃。另外,最大的投资银行,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如今被联邦政府视为重要的系统性金融机构,也被称为“影响太大而不允许失败”,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大银行遭遇不测,可能需要联邦政府救助。而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可以让他们回到原来甜蜜的交易,但现在可以有更多甜头,因为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原来运行的六十六年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得到政府额外保护。
关于金融监管,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踩跷跷板:危机、监管、没有危机、放松管制、危机。 对2008年金融危机起主要作用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它在多方面试图增加稳定性,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并创建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小型投资者。 现在政府完全有可能将通过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来平息舆论,然后在没有得到正当通知的情况下,拒绝《多德弗兰克法案》使系统更安全并保护消费者的努力。 那将是下次危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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