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状况在“悲惨”和“幸福”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连续体。在经济领域,悲惨倾向于来自高通货膨胀,高昂的借贷成本和失业。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可靠方法是经济增长。在其他所有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和利率较低以及就业机会充足时,幸福感往往会开始增长。
许多国家定期测量和报告这些经济指标。通过这些指标逐个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悲惨或幸福的地方。
经济学家Art Okun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第一个苦难指数,作为向林登·约翰逊总统提供易于消化的经济快照的一种方式。原来的苦难指数只是一个国家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简单总和。该指数已经多次修改,最早由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和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修改。
史蒂夫·汉克修正的苦难指数是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银行贷款利率的总和,减去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变化。前三个元素的较高读数是“不好的”,并使人们更加悲惨。这些由“好”(GDP人均增长)抵消,其从“坏”的总和中减去。较高的苦难指数评分反映较高的“痛苦”水平,并且这是一种足够简单的度量,没有时间进行广泛的经济简报,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懂它。
在附表中,可以找到适时报告相关数据的98个国家的苦难指数排名。为了保持一致性和可比性,所有数据来自经济学人智库。
委内瑞拉在2017年拥有最悲惨国家这个羞耻称号,一如它在2016年和2015年一样。过去一年里,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社会主义和腐败的石油国家,失败已经有据可查,包括汉克对委内瑞拉恶性通货膨胀的衡量。委内瑞拉不仅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而且自2016年以来苦难指数得分上升幅度最大。
叙利亚排在第二悲惨,原因不难发现。事实上,叙利亚现在已经陷入近七年残酷的内战之中。悲惨与否,不需多说了。
巴西连续第二年保持第三。正如巴西已故经济学家,外交官兼政治家罗伯托·坎波斯曾在访问巴西利亚期间说的那样:巴西宪法和纽约市电话簿一样厚实,并且充满的不仅仅是权利和权益。总统米歇尔·特梅尔试图发起扭转政府义务的浪潮。但迄今为止,他试图控制该国最大的资金来源——养老金制度——已经失效。养老金制度破产当然不是巴西面临的唯一问题。例如,腐败仍然是一个普遍问题。
2017年,阿根廷的排名(和指数得分)有所改善,从世界第二至第四大悲惨国家。但直到通货膨胀让阿根廷栽了个大跟头,总统毛里西奥·马拉克身心疲惫,正如卡洛斯梅内姆总统一直到1991年4月1日,当时他引进阿根廷的兑换系统,将比索与美元挂钩。
埃及排在最悲惨国家第五位,比2016年低了一个位次。但是,埃及的苦难指数实际上增加了,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的军事社会主义统治继续带来苦难。除了军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任何社会主义制度所伴随的问题外,埃及镑仍然是该国的致命弱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采用货币委员会,其中埃及镑将成为诸如欧元或美元之类的主要货币的克隆。
让我们看到榜单另一端 —— 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美国的痛苦指数得分有所改善,从2016年的9.4上升到2017年的8.2。然而就幸福而言,美国并不是特朗普口中所喊的“美国第一”,而是第30名,远远落后于其他29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第二幸福的国家是马耳他,第三为日本;新西兰、泰国为第四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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