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的香蕉仍然面临灭绝的危险 单一栽培模式弊端渐显

你可能认为香蕉是理所当然的。在英国，每四个被吃掉的水果中就有一个是香蕉，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吃10公斤香蕉;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2公斤，或者多达100根香蕉。但当我问人们的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香蕉生长在树上。但其实并不是，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它们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在2011年，我到达了哥斯达黎加，那时候我对香蕉几乎一无所知。我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年轻的科学家，获得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幻想着在原始的热带雨林溪流中捕捉和识别热带鱼。但我就读的学校把我们带到一个香蕉种植园，那无边无际的绿色树冠下是浓密、黝黑的粘土，而从我踏上这些粘土的那一刻起，我对鱼的幻想就烟消云散了。我被一种生长在高大的药草上的水果迷住了，这种药草成千上万的排成一排。

香蕉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在19世纪80年代由牙买加早期种植园的企业家首先在美国种植。这种新水果看起来很奇怪，最初有种子，只能在非常特殊的热带气候中生长。多年来，这种水果一直因为其短暂的成熟期而被人们认为不可靠;海上的风暴或晚点的火车都意味着这些早期香蕉的销售人员打开集装箱时经常会看到腐烂的、卖不出去的水果的。但随着运输和冷藏技术的进步，将香蕉推向市场的时间缩短，香蕉越来越受欢迎，并被巧妙地被炒作为一种杂货主食，作为一种全家人都吃的水果来销售。

然而，人们在20世纪早期吃的香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种。香蕉有数百种可食用的品种，但为了标准化生产，香蕉公司选择了一种单一品种的香蕉来种植：大而可口的大香蕉——大麦克香蕉。大麦克香蕉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表现出色。但随后一种名为“镰刀菌萎蔫病”(又称巴拿马病)的真菌迅速感染了各大种植园，导致全球香蕉贸易崩溃。但该行业很快找到了一种替代品，一种能对抗巴拿马病的香蕉，叫做卡文迪什香蕉。但是，当这些新香蕉满足了西方人日益增长的胃口同时，卡文迪什香蕉却遭受了和大麦克香蕉同样的缺陷：单一栽培。

当一个种群缺乏遗传多样性时，其成员死于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基因突变和变异使一些个体有机会发展出对病虫害的免疫力。但对于香蕉来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遗传差异。种植香蕉是不育的，通过克隆生产;幼小的香蕉植株从成年香蕉植株的基部萌出，它们很快就会变成相邻巨型植株的缩影。

把一种水果的命运押在单一栽培上是极端危险的。受到一些虫子或真菌袭击只是时间问题，许多专家相信袭击很快就会发生。目前，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种植园已经被一种名为“热带4号”的巴拿马新品种真菌所摧毁。这种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又确诊了更多的TR4病例。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出口国，这两个国家就差几根患病的香蕉就变成香蕉流行病国家了。但是现在与上世纪50年代不同，目前还没有一种香蕉品种能达到单种栽培的口味、运输能力和生长能力。由于没有其他品种可以取代它，我们所知道的香蕉可能会在商业上消失。

也许最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香蕉，农业也面临着和香蕉一样的问题。我们专注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食物，就好像它们是巨大的户外制造业工厂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自然被排除在了等式之外。虽然有很多人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把食物摆上餐桌，但我们或许早就该开始质疑这是否是养活世界的唯一方式了。

有人想象那些拥有香蕉种植园的大公司正在研究新的种植系统，并考虑杂交、有机种植或农用林业等方法。这是很好的想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促进单一栽培的产生的同样的规模经济，也与被剥削的劳动力、环境恶化和过量的杀虫剂密切相关。在哥斯达黎加的种植园里，我经常问工人们他们的家庭情况，几个男人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他们没有孩子。直到后来，我才发现香蕉行业历史上使用的许多化学物质被认为会导致男性不育症(疾病和化学喷洒之间无可争议的联系很难用统计学方法证明)。我从未见过一个背着喷雾背包的工人除了嘴里的一块手帕外还带有其他防护措施。

对消费者来说，一根香蕉可能只需要几美分或几便士，但这种完美的黄色水果的全部成本都是从其他地方提取的——从工人身上，从环境中，从我们未来农业的稳定性中。相反，我们可能会想到世界各地的香蕉生产者，他们种植可供选择的(美味)品种，生产香蕉干、香蕉泥和香蕉醋。这些小生产商中有许多正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支付公平的代价，通过使用少量或不使用农用化学品来保护环境。但他们进入市场的最大障碍在于他们无法与瑞士控股的奇基塔(Chiquita)和美国控股的多尔(Dole)等巨头竞争。如果消费者调整对不同香蕉产品和品种的期望和需求，这可能促使整个产业采取更好的农业措施，创造一个更安全的食品未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是时候承认我们为香蕉付出的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