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里的铁丝是5G天线？自由灯塔国为何频出反智言论？

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全球，所有国家都开始采取防疫措施，以阻止新冠病毒在自己国家内传播，但其中，一些国家群众闹出来的事情着实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4月23日，特朗普在全美直播的例行疫情通报会上，一本正经地公开问专家：既然消毒剂可以用来消毒杀死病毒，有没有可能注射消毒剂来杀死体内的新冠病毒?旁边的疫情专家顿时一脸惊愕。虽然特朗普第二天辩解说自己只是玩笑，但依然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

在特朗普声称“注射消毒剂可以杀死新冠病毒”后，美国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埃奇克表示该州有毒物质控制中心接到关于误服消毒剂的咨询电话大幅上升，例如有人用洗涤剂溶液冲洗鼻腔，还有人混合漂白剂和漱口水用来漱口。

而纽约媒体报道，纽约市毒物控制局接到接触某些家用化学品的求助电话较去年同期多了一倍。数据显示，在特朗普发表言论后18小时内，纽约市接到了30通相关电话。

无独有偶，在7月份，美国一位网友又认为口罩中用来压鼻梁的铁丝是一根天线，它会放出信号控制人的大脑并引起癌症，从而达到害人的目的。让人不解的是，这类荒谬的言论竟然得到了大批美国人的认可。一名网友在视频中剪开口罩，拿出里面的铁丝并说这就是政府想用来害人的工具。她表示这根铁丝会发出信号让人患上癌症，“这就是他们杀死我们的方法”。这个疯狂的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观看此视频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要将好不容易买到的口罩丢掉，还劝告其他人也不要戴口罩。

喝消毒剂、认为口罩里的铁丝是5G天线，这种反智主义行为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能理解，但素来以高等教育著称的美国怎么会催生这么多反智主义现象?

美国历史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是对思想，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敌视和不信任，通常表现为对教育和哲学的贬低，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贬低，这种贬低是不切实际的，一些是出于政治动机，甚至是出于可鄙的人类追求。反智主义表现为、并被视为普通民众的拥护者——反对政治和学术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者——并倾向于将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地位阶级，在主导政治话语和高等教育的同时，又脱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在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的倡导和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在19世纪，大多数人都过着体力劳动和农业工作的乡村生活，因此，希腊-罗马经典中的学术教育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是不赚钱的。

而到了20~21世纪，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美国的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喜欢利用反智主义来破坏对方在中产阶级中的信誉。1912年，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这样描述这种情况：我担心的是一个专家政府。我们不应该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放弃这项任务，把政府交给专家。如果我们要被少数的绅士们科学地照顾，而他们是唯一懂得这项工作的人，那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在《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一书中，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说，反智主义是一种社会阶级的反应，是中产阶级“暴民”对政治精英特权的反抗。随着中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发展，他们实践了自己的信念：理想的总统候选人是“白手起家的人”，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富裕的人。这个白手起家的人来自中产阶级，人们可以相信他会以他同胞们的最大利益行事。

而长期以来的政党斗争会利用这种反智主义，既得利益者会利用反智主义的影响来影响政治选举，最终维护自己的利益。

共和党的政客们鼓励无知，就是因为他们收获了“无知”的回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前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曾指责自由主义者支持高等教育是“势利”，并经常嘲笑大学是“教化工厂”，但他拥有两个高等学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言行似乎都让他看起来很不靠谱，但就连他也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的经济学学位。他所有的成年子女都在沃顿商学院(Wharton)或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获得了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他说：“我爱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

美国的教育

除了这种历史原因之外，美国的反智主义还受到了教育方面的影响。

1918年《中等教育基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报告的作者认为，公共教育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智力教育。因此，对课程的影响不应该掌握在学术学者的手中，而应该掌握在新一代的教育专家手中。此外，他们认为，对教师和校长来说，任职资质不应该是他们的学术学历，而是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学历;他们应该学习教育学和管理学，而不是像历史和化学这样的学科。

他们认为，对学生来说，历史和化学等这类课程的价值只有在为学生的工作、公民身份或社会适应做准备的时候才有用。除了这些目的之外，学术研究对大多数孩子，尤其是那些不打算上大学的孩子来说，都是不合适和不相关的。简而言之，当19世纪的改革家们试图增加学生学习人文科课程的机会时，20世纪早期的进步人士将这一目标重新改为知识精英主义，以适应过去的时代。

这种反智主义并不局限于教育专家，许多美国人也反对学校教授科学，尤其是进化论，他们认为这会削弱圣经的权威。对于霍夫施塔特来说，这尤其令人担忧。如果公众普遍质疑“为了智力或想象力的成就而开发心智的价值”，那么谁会阻止出现在教育领域的“有影响力的反智主义运动”?

霍夫施塔特承认，随着高中入学人数的持续增长，课程设置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学校的学术内容和智力标准是否应根据每个儿童的意愿和能力尽可能地提高，或者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任何这方面的目的”。在霍夫施塔特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专家们走过头了，他们为大多数学生放弃了智力目标，而把重点放在了“生活适应”上。

“生活适应”倡导者试图通过一种更灵活、更贴近生活、不那么纯学术性的课程安排，让学生为他们的社会功能做好准备。学校开设了诸如驾驶员教育之类的课程，并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和同伴关系。这不是对专业知识的拒绝，而是对控制权的转变。“生活适应”是由课程专家设计的，而不是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教授，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会极权主义蔓延，他们希望确保美国人不会成熟到被极权主义操纵。因此，正如Thomas Fallace(2018)所写，“许多学校的社会研究课程更多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知识体系，更多的是一连串狭隘的、可观察的行为，而不是一条通向智力发展的道路”。

霍夫施塔特观察到，“传统教育建立的基础是……假设这个孩子，通过对学科拥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就会开阔他的眼界”。相比之下，许多教育专家似乎并不认为大多数学生能够——或者应该——达到高学术标准。实际上，这意味着可能会上大学的富裕学生将继续追求自由教育，而贫穷和少数民族的学生将获得较少的智力教育。

从威斯康星大学到加州州立大学，管理人员不断地取消人文科专业，削减课程要求，并减少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预算。狭窄的专业化大学课程似乎是经过故意计算，制造出一个负债累累、进行过认真训练、但是也十分无知的毕业生，他能够胜任一个复杂的职业，但无法驾驭政治辩论、社会话语或文化变革的复杂性和矛盾，这无疑确认了霍夫施塔特的恐惧。

造成当今美国反智主义的盛行其实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在未来也不会消失，但是从这次新冠疫情可以看出，因反智主义受害的最终只有信奉它的人，也就是美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工具人。

编译/前瞻经济学人APP资讯组

参考：https://kappanonline.org/anti-intellectualism-education-reform-public-schools-neem/

https://www.salon.com/2020/05/30/anti-intellectualism-is-back--because-it-never-went-away-and-its-killing-america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intellectu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