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正在改变大国博弈焦点，成败关键看这三点

内容来源：整理自《第四产业：数据业的未来图景》，作者娄攴手居，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出版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据技术就开始逐步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著作中指出：“让数据主宰一切存在隐忧。”他明确地说：“危险不再是隐私的泄露，而是被预知的可能性。”如今的世界正在实现舍恩伯格的预言，主宰一切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数据的掌控者。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数据技术跨越传统的国家地理边界，在全球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数据网络空间，这一空间成了国家间博弈的新角力场，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国与国竞争日趋多元化和白热化，在数据技术的加持下，政治博弈、经济角力、安全渗透都已是不容忽视的新的战争形式。

在最近一本新书《第四产业：数据业的未来图景》中，作者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数据时代国与国竞争之间的3个博弈形式和3个方面主导权的竞争焦点及潜在风险点。只有牢牢把握数据产业的核心技术，才不容易被对方改变竞争格局和走势，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把握主动权。

01政治博弈

在数据时代，数据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现代政治角逐场域。一个国家借助数据技术，通过暴力、经济施压、颠覆、外交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构成或战略决策，利用政治手段迫使对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使用的手段是非军事的，亦可以说是“舆论造势”“心理引导”“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鼓动”。

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国家为主导、多种行为主体参与、智能算法驱动、利用算力散播虚假信息的政治攻击，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所谓的“国家计算政治宣传”，是指政府借助算法、自动化和各类平台账号，有目的地通过操纵社交媒体发布误导性信息，并借机攻击他国的行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西方国家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大肆向中国“泼脏水”，进行针对中国的负面政治宣传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计算政治宣传”。

02经济角力

近年来，美国频繁通过“长臂管辖”打压他国数据技术先进的头部企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了数据技术的巨大威力和潜力，为了维系其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目的则是试图构建新的“数据霸权”。

加拿大学者艾伦·伍德曾指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须借助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推而广之，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必定追逐数据霸权，以此为资本主义提供多种更为高效也更为隐蔽的经济对外掠夺方式，目标国想实施穿透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比如，数据与跨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相结合形成数据帝国主义，利用对他国的平台垄断、需求垄断、创新垄断压制他国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全球经济蛋糕的分配中得到更多。

03安全渗透

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中曝光的“棱镜”计划将美国肆无忌惮窃取他国数据的行径揭露在世人面前，引发了各国政府对本国数据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在数据时代，对于政府而言，一旦公民的政治立场、医疗健康、生物识别等隐私数据被敌对国家或他国政府捕获，就会产生巨大的安全风险。

从技术层面来看，传统的情报活动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截获流动的信息，而数据时代的常见途径就是通过互联网到计算机硬盘、移动存储介质和数据库中获取情报，例如在硬件芯片上做手脚或在软件程序中预留“后门”等。比如，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对伊拉克政府打印机的远程“后门”进行激活控制，就已经充分展现了数据技术的威力。

04数据改变大国竞争焦点

数据技术高速发展迭代既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也是大变局不断演进和深化的重要驱动力。从全球化进程来看，数据技术发展、跨境数据流动以及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深度融合，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据全球化时代。

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妄称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观等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将在数据领域与中国抢夺主导权。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说传统意义上大国竞争的内容是争夺有限的领土和自然资源，那么在数据世界争夺的最重要的资源—数据则是无限的。数字化程度越高，接入的范围越广，数据的战略价值就越大。

根据目前前沿领域的发展态势，国与国之间数据领域的竞争主要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信息科技先导权。

在下一轮以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数据技术竞争中，能够占据先机的国家可以依靠数据技术提升综合国力，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动力。为此，打压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势头，争夺科技领域的主导权，就必然成为大国竞争的重头戏。

数据业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技术垄断和跨越式竞争、技术标准制定权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点。这些特点对国家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沿用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理解当前的国际战略竞争，很可能使国家陷入被动局面。信息科技革命有助于推动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家间权力的转移。

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实力原本强大的国家往往会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会更容易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另一方面，重大技术创新或颠覆性技术的影响也会具有不确定性，掌握了某个关键节点优势的国家很可能在某个方面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削弱强大国家的绝对垄断优势。

有报告认为，美国的传统优势反而会让美国在数据时代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技术如同“双刃剑”，对国家实力和权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可能强化既有的垄断地位，也可能改变原有的权力获取路径。在既有实力差距的客观前提下，国家能否在科技竞争中获得更大权力，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变革能力和适应能力。

二是数据经贸规则话语权。

目前，数据业规则的谈判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各层面展开。与几个世纪前大国争夺资源的竞争不同，当今国家间的竞争是对全球规则制定话语权以及贸易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争夺。由于国家的实力、价值观和政策偏好不同，不同国家的政策框架难免会出现差异。

以美国为例，基于强大的综合优势，美国的数字经济战略更具扩张性和攻击性，其目标是确保美国的竞争优势地位。美国主张个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从而利用数据业的全球领先优势主导数据流向，但同时又强调限制重要技术数据出口和特定数据领域的外国投资，遏制竞争对手，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

欧盟则沿袭其注重社会利益的传统，认为数据保护首先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其次在区域内实施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在国际上则以数据保护的高标准来引导建立全球数据保护规则体系。中国偏重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有序的数据流动，采取了数据本地化的政策，近期对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持审慎态度，便是这一立场的最好注脚。

作为数据业发展的核心一环，数据跨境流动既涉及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又涉及国家安全，因而它既是安全问题，也是贸易和经济问题。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在个人、经济和安全三者之间寻找平衡：过于强调安全，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性，无疑会限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不利；一味坚持自由流动，则必然会引发数据安全、国家安全和主权等方面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出发，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制定以及话语权归属的确定必将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讨价还价过程，但它又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让国家在制定本国政策框架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到政策的外部性，在安全性和成长性之间寻求平衡，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共识，数字经济的红利才能被各国最大程度地共享。

三是网络空间划分规则制定权。

随着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加剧，如何应对复杂严峻的网络空间安全威胁以及如何规范国家间的行为，就成为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联合国大会从2004年就成立了专家组，围绕“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进行研究，并且在2015年达成了11条“自愿、非约束性”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但在缺乏统一国际规则约束的状况下，由于利益诉求不同，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处于缺乏互信、竞争大于合作并且冲突难以管控的状态，网络空间还是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弱稳定的状态，这也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潜在风险点。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克林特·瓦茨认为，“为在政治上攻击有竞争或者敌对关系的国家或颠覆其政权，竞争对手可以利用一国网民的社交媒体信息来描绘其个人的社交网络，识别其弱点，并控制偏好，进而策划各种阴谋，其手段包括新闻推文、网页匿名评论、恶意挑衅和僵尸型社交媒体账号、虚假主题标签和推特活动等”。

对于这个战场，世界上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无处可逃，必须把数字媒体等新兴媒体牢牢抓在手上，才不容易被对方改变竞争格局和走势，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把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