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如果没有领土的扩张,国家经济就无法增长。这种信念导致了数百年的战争和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胜的美国人引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自由贸易制度,保障了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向任何国家销售。中国也在自由贸易体制中受益,在短短30年里就成功地将一个极度贫困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动能减弱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但也面临着“脱钩”、人口特征和中等收入陷阱等诸多挑战。
为什么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新兴经济体可以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如何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开出行之有效的“药方”?
从根本上说,必须使有些人的支出多于他们的收入,一个经济体才会增长。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出,中国经济想要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发展,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必须进行扩张。
未来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和消费的大力扩张
从根本上说,必须使有些人的支出多于他们的收入,一个经济体才会增长。如果企业和家庭行为谨慎,在每个时期只花自己赚到的钱,那么经济可能会稳定,但不会增长。为了使经济增长,实体必须扩张——要么借钱,要么减少储蓄。
因此,经济增长需要有持续的足够多的机会,吸引企业借钱投资,或者令人兴奋的新产品不断出现,吸引消费者想要购买,即使这意味着增加负债或减少储蓄。许多因素影响着投资机会和“必须拥有”的产品的可得性,人口和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两个。是否有这样的机会,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难以预测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新产品或更有效地制造现有产品的新方法。
中国经济要想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发展,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必须进行扩张。为此,企业需要不断推出能够让消费者惊叹的和振奋的新产品。换句话说,它们必须采取策略A,尽管它们的客户较少,而且明显不富裕。这使它们的情况类似于前文提到的追求进口替代型增长模式的国家。
中国有许多公司有能力开发出令人振奋的新产品。但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公司支持14亿人口的经济并推动其发展。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仍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9亿人的收入在2000元或以下。因此,中国仍然可以利用外国市场和策略B为这9亿人提供有报酬的就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对于中国公司开发新产品,政府还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没有知识产权,公司就不会放心地将资源投入研发。由于策略A在本质上比策略B更具风险性,金融系统将不得不进行改革,以确保这些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风险资本。实际上,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实施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要求的各种政策。
虽然这些政策改革可能真的会发生,但新的环境——消费者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富裕——将比中国公司已经习惯的环境更具挑战性。因此,随着“脱钩”的进展,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战后很少有国家在人均GDP还很低的时候转向更难以实现的策略A,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外,当在中国设厂的外资公司开始缩减业务,以应对其他地方的低工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或者面临中国制造的产品被征收更高的境外关税难题时,就必须有公司取代它们的位置,以维持产出和就业。尽管出现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中国公司既能在国内生产,又能在国外销售产品,但问题是一样的:在外资公司离开后,是否有足够的公司为民众提供有报酬的就业岗位?
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应该有意识地努力提高国内资本回报率,以便外资公司和本土公司继续投资。只有让企业家保持扩张,经济才不会受拖累。
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来保持经济不萎缩。但是,除非这些公共工程的社会回报率高到可以自负盈亏,否则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维持新项目成本的融资负担最终会迫使政府减少财政刺激措施。一旦这些财政支持措施被取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除非企业不断成功地推出令人振奋的新产品。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的2012年开始萎缩。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整个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个经济体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开始向左移动是非常不寻常的。日本和韩国都在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享受了约30年的劳动力增长。
日本例子的指导意义在于,预计最早将于2022年开始的总人口下降将拖累由人口增长带来的那部分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能在人口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头消失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作为社会负担不断加重的老龄化国家,可能难以实现人均GDP在2035年达到20000美元的目标。
“脱钩”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所有贸易在一夜之间消失。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苏联冷战的高峰期,美国和英国也从民主德国进口了大量的单镜头反光相机,并在公立学校的摄影课上使用。这是因为民主德国的相机比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要便宜得多。
在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如果没有实际的军事冲突,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和国内工资已经达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水平时,与西方“脱钩”可能导致增长率大幅下降。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想在2035年达到上述生活水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也没有政策错误的空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迄今为止哪些企业在扩张,以及未来哪些企业将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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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辜朝明 (Richard Koo)
译者:徐忠,任晴
2023年11月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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