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刻！中国的垃圾，突然遭疯抢

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吗?稍有年纪的人可能会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因为在固有印象中，大规模垃圾填埋造成的“垃圾围城”现象，以及因此引发的土地侵占、水质污染，才应该是相关话题下的常态。

然而事实是，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4年全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仅为约60%，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垃圾真的不够烧了!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不仅是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重大转变，背后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转折点。

第一阶段：超前发展和水土不服

中国垃圾焚烧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

1985年，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烧电厂从三菱重工公司成套引进了2台垃圾焚烧炉，建设了中国内地第一座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创了中国垃圾焚烧处理的先河。

这个起点并不算晚，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只差20年。只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西方差距远不止20年，盲目学习新概念导致的结果是，水土不服。

首先是技术落后，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导致成本高昂。

比如当年清水河垃圾焚烧电厂总投资4774万元，一个垃圾焚烧厂就用掉了当年深圳2%的GDP。而且建设、调试周期长，直到1988年才正式建成投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垃圾和国外的垃圾完全不一样。

并不是所有垃圾都适合焚烧。如果要保证焚烧炉持续稳定的运作，那么送进去的垃圾最好是干燥、热值高的。如果垃圾含水率过高或者热值不够，都可能导致炉温下降，无法持续燃烧。

相较西方社会大量产生塑料、纸张等易燃垃圾，在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热值低的厨余垃圾比例要高得多。此外，在当时高煤炭比例能源结构下，垃圾里存在大量炉渣煤灰，这种疏松多孔的无机物，会在存放和运输过程中大量吸收水分。

这使得中国的生活垃圾并不能稳定燃烧，那时的垃圾焚烧厂不仅发电量低，普遍还要使用大量煤炭维持炉内燃烧，成本高昂。

以上种种，导致这个阶段的垃圾焚烧基本没有商业化空间，只是少数大城市有所尝试，发展缓慢。

第二阶段：解决问题，蓄势待发

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真正起步要等到世纪之交。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改善，导致垃圾总量爆发式增长，过去的填埋处理方式已经不堪重负。也是在这时候，“垃圾围村”“垃圾围城”的说法开始出现。

同时，纸张、塑料、旧衣物以及一些热值较高、可燃性好的工业品多了起来，垃圾热值快速提升，提高了垃圾焚烧的经济性。

另一方面，产业本身也在快速进步，政策支持、技术突破、模式创新3个方面都出现了积极进展。

政策上，先是在2000年，垃圾焚烧设备被纳入鼓励发展目录中，接着到2006年，国家又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生物质发电纳入电价补贴，在燃煤上网电价之上，每度电补贴0.25元。

技术上，中科院和浙江大学团队分别领衔了对世界主流技术的国产化研究，并卓有成效。2004年，重庆三峰环境成功研制出首套国产化垃圾焚烧炉，打破了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这一突破给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带来了决定性转变。

当时中国垃圾焚烧行业发电效率大约在150度/吨，国家补贴前，按当时的燃煤上网电价算(不到0.25元/度)，收益最多40元/吨，但是国家补贴0.25元/吨后，发电收益将达到75元/吨，加上垃圾处理费(估计在100元以上)，每吨垃圾焚烧收益可能达到200元左右。

2005年重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使用全套国产化设备后，总投资(3.2亿元)相较同期全套进口设备的上海浦东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6.7亿元)减少了一半多，运营阶段的垃圾处理费用更是从240元/吨，大幅下降至69.9元/吨!

换言之，从这时起，具备一定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能开始赚钱了。

随着商业盈利基础的建立，新的BOT模式也逐渐摸索成熟，地方大规模引入民间资本。财力充足之后，大批垃圾焚烧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但随着垃圾焚烧在大众生活中的存在感提高，新的矛盾也开始凸显。而这一阶段矛盾的主题是——污染。

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其中就包括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的二噁英。虽然可以通过一定工序去除，但早期一些垃圾焚烧厂运行不达标、排污严重，加之信息不透明，导致民众对垃圾焚烧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这期间，国内发生了北京六里屯、广东番禺、杭州九峰3次标志性邻避事件，每一次都引发了公众和垃圾焚烧的对抗，但也极大推动了大众了解、行业透明化以及政府提高行业标准和监管力度，为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阶段：黄金十年

2012年是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经济繁荣，催生了生活垃圾增量;产业升级，积累了技术底气;民生改善，提出了绿色诉求，共同为垃圾焚烧产业的崛起积蓄了强大势能。

而这一年国家公布的重磅政策，直接引爆了这波势能。

《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出炉，直接把国家补贴拉高到了0.65元/度(280度以内)，比之前再提高1/3。而且在国家明确的支持态度下，不少地方还额外提供了加码补贴。

再加上其他配套利好政策，比如国发〔2013〕30号文提出重点发展大型炉排、烟气净化技术以及财税〔2015〕78号文将垃圾处理的退税比例更改为70%等，垃圾焚烧的商业价值极速提高。

与此同时，国产技术继续突破，锅炉越做越大，热效率越来越高——到2020年，光大国际发布的国产1000吨/日炉排已经是世界容量最大的焚烧炉排;

垃圾质量越来越“好”，热值也越来越高——从最早的1000千焦/公斤左右提高到5000千焦/公斤。

两大进步双管齐下，直接带来了垃圾发电效率的暴涨。

根据官方数据，2016年底，我国垃圾焚烧年发电量约293亿千瓦时，年处理垃圾量约1.05亿吨，垃圾发电效率达到了279度/吨，比之前翻了近1番。到2020年，一项对全国92座炉排炉垃圾焚烧厂的研究表明，其发电量已经达到366-467度/吨。

以366度/吨的最低值计算，其中280度以0.65元/度的国家补贴电价计算，收益为182元，另外66度以燃煤上网电价(0.3-0.4元/度)低值计算，收益为19.8元，总计201.8元。再加上垃圾处理费(下降至60-80元/吨)，总收益能达到260元。

一个小城市日处理能力500吨的垃圾焚烧厂，光这几项，每天就有130000元的收入。

而随着产业升级的整体推进，新兴环节的联动还打通了垃圾焚烧下游新的盈利通道，比如部分企业可以将焚烧余热转化为工业蒸汽供应厂区或周边工业园区，炉渣用来制作再生骨料、透水砖等建材，飞灰无害化处理后实现重金属提取或制备防火岩棉等高值产品，给垃圾焚烧企业提供了额外进账。

如果说之前只是“小有薄利”，那么现阶段4-5倍于成本的收益，让现阶段的垃圾焚烧发电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暴利行业。

适逢房地产黄金上升期，地方政府对人口集聚、城市扩张存在乐观估计，对于垃圾焚烧设施也普遍推行超前规划，大力鼓励城市周边焚烧厂项目发展。

资本闻风而动，热钱从四面八方扎堆涌入：国企带着政策资源强势入局，民企携市场化机制加速跑马圈地，甚至不少跨界资本也嗅到商机，纷纷跨界布局。一时间，垃圾焚烧项目成为资本市场的 “香饽饽”，签约消息不断、融资额度屡创新高，充足的资金为项目落地按下了 “快进键”。

整个“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可以说是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黄金十年”。

全国投入运营的城镇垃圾焚烧厂由2012年的167座增长至2021年的840座，焚烧发电产能由2012年的13.21万吨/年增长至2021年的89.1万吨/年，在2024年达到116.6万吨。

2021年前后，中国垃圾焚烧厂的设计处理能力正式超过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量。

第四阶段：垃圾不够烧

2021年之后，陆续有地方出现了“垃圾不够烧”“锅炉吃不饱”的现象。

当年7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便向河南反馈，部分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吃不饱”，其中河南省鹤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际运行负荷仅50%。

去年央视新闻报道了陕西渭南蒲城县一家垃圾焚烧厂，负责焚烧全县15个乡镇、2个街道的生活垃圾，设计规格是每年焚烧超过18.25万吨垃圾，但2023年只处理13.3万吨垃圾，产能利用率仅70%左右。

整体来看，2024年每日垃圾焚烧设计产能116.6万吨，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仅约72万吨，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维持在60%左右，而且有近16%的处理规模利用率甚至低于50%。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共振。

首先是前几年的过度建设埋下隐患，产能扩张与垃圾增量严重脱节。

另一个原因可能很多人想不到，那就是垃圾分类的进步，让许多原本被送进焚烧厂的大件垃圾被回收利用，许多厨余垃圾被送去更合适的堆肥处理，使得进厂垃圾减少。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垃圾不够烧”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过剩”或“不足”，而是一种区域性、结构性失衡。

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显示，垃圾焚烧设施高密度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和中部地区，越往北越稀疏，越往西越少。虽然这受人口分布、自然条件、经济制约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也确实从客观上暴露了我国垃圾焚烧能力“不均”的问题。

从数据来看，由于早期规划乐观，但垃圾量增长未达预期，东部沿海省份普遍负荷率不高。相较而言，部分中西部省份项目建设相对审慎，与实际需求匹配度较好;山西、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处理设施覆盖不足，建设进度慢，导致垃圾无处可去，许多焚烧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行。

更加严峻的是县域农村情况。作为我国垃圾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县城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仅能满足约65%的需求。在偏远县域，还存在垃圾收集和运输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垃圾无法被有效集中起来，导致焚烧厂“无米下锅”。

当然，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市场规模依然处于加速增长通道。正视并破解这些难题，恰恰是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其中，地区间垃圾协同与跨区域调度成为化解供需错配、盘活闲置产能的核心发展机会，既贴合现实供需缺口，更暗藏制度突破红利。

从供需互补逻辑来看，发达地区的垃圾缺口与中西部的设施短板形成天然互补：珠三角、长三角急需外部垃圾补充以释放产能价值，而中西部伴随城镇化推进，既有建设新设施的需求，也有垃圾跨区域转运的需求；从制度机遇来看，当前全国层面正加速完善区域横向协作机制，跨省垃圾运输的标准规范、成本分摊、环保责任划分等配套制度逐步探索，跨区域调度有望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推广，成为平衡产能分布、稳定产业运营的重要制度支撑。

与此同时，通过跨区域设施共建共享优化产能布局，用AI智能燃烧、碳捕集等技术创新降本增效，以“焚烧+供热+碳资产”的多元模式拓宽盈利边界，垃圾焚烧产业必将突破当前瓶颈。

垃圾焚烧产业走过的弯路，也印证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道理：任何产业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科学规划的前置引领。无论是环保产业的设施布局、新能源产业的产能扩张，还是高端制造的链条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场景落地，缺乏系统规划的发展，终将陷入资源错配或错失机遇的困境。

值此“十五五”规划编制的关键窗口期，作为更懂产业的科技型决策智库，前瞻产业研究院成立十五五规划研究所，希望通过现状诊断、战略对接、目标设定、路径设计、落地保障全流程服务，助力地方在环保、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核心产业领域避开发展误区、找准核心机遇，为十五五规划的科学编制奠定坚实基础，让科学规划真正成为地方激活资源潜力、破解发展瓶颈、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的强大引擎。

前瞻经济学人APP 产业观察组

更多行业研究分析详见：

【1】《2025-2030年全球及中国垃圾焚烧炉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

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新赛道研究、投资可行性研究、产业规划、园区规划、产业招商、产业图谱、产业大数据、智慧招商系统、行业地位证明、IPO咨询/募投可研、专精特新小巨人申报、十五五规划等解决方案。如需转载引用本篇文章内容，请注明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更多深度行业分析尽在【前瞻经济学人APP】，还可以与500+经济学家/资深行业研究员交流互动。更多企业数据、企业资讯、企业发展情况尽在【企查猫APP】，性价比最高功能最全的企业查询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