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可以举国之力攻坚克难，却無法在危机之初发现预警？

作者|尼尔•弗格森 来源|领教工坊（ID：ClecChina）

为什么我们可以举国之力攻坚克难，却不能在危机之初发现微弱的预警信号?

当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科层制的组织方式最为高效;而若需要洞察细微的秋毫之末，分布式的社群自组织往往更为贴合——层级与网络，本应如此相生相伴。然而，无论古今中外，主流史料多由层级机构记载，让我们鲜少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

唯有看清真实的历史，才能以史为鉴。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另外一个视角。

你可能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而在19世纪末以前，很少有人会使用“网络”一词，似乎此前都是等级时代，但现在，它却成了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

其实，自人类文明开始，分散的网络和集中的等级秩序就一直并存，且相互制衡。

6个世纪前的锡耶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公共宫殿的曼吉亚塔楼在坎波广场投下了一个长长的影子——这幅景象一直延续至今。

▲ 锡耶纳

如果你有幸前往这座古老的城市，就会发现这两种人类组织形式可以如此优雅地并列在一起：围绕着你的广场，是一个为各种非正式的市民互动(如市集或赛马)而建造的公共空间;而在你的上方，有一座雄伟的塔，它与这座城市的大教堂一样高，意在象征和展示世俗的权力。

锡耶纳的“广场与高塔”，是网络与层级的现实化身，更是其历史演化中的一条鲜明注解。

一

网络 VS 等级

历史钟摆的两级

我们可以将历史简单地区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时间更长、人类生活被等级结构主宰的时期;另一个是新兴但颇具活力、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网络时代。

当世界的主要秩序属于等级制度时，你只能通过一个垂直机构中(如国家、企业等)一级一级的等级阶梯来获取属于你的最大权力;而当网络系统取得优势时，你就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水平组织的社交团体中获取权力。

与此同时，等级和网络的世界无时不在相交并产生互动。

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不止一个等级体系，无论是公司、军队、学校，还是国家。然而，我们参与的网络要比等级体系更多，比如亲属网络、朋友圈、兴趣小组，以及学校的校友网络、足球队的球迷网络，或是慈善组织的支持者网络。

任何大公司都有非官方的网络，其形态与官方的组织结构图有很多不同。当员工们指责他们的老板偏袒某些员工时，这意味着一些关系暗网抢占了5楼的“人力资源管理部”的先机，在正式晋升程序之前进行了运作。

当不同公司的员工下班后聚会喝酒时，他们从各自垂直的公司大厦来到了水平的社交广场网络。至关重要的是，这群人中每个人在不同的等级结构中都握有权力，而他们形成的网络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阴谋论者总是误解和歪曲网络的运作方式：他们以为精英网络能在暗中轻松地控制正式的权力机构。我的研究以及我自己的经验则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相反，非正式网络通常与官僚机构存在高度矛盾的关系，有时甚至是敌对的。

尽管网络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中都能被找到，且它们的真实性比大多数历史书所写的都要大，然而直到今天，网络都被专业的历史学家所忽视。这其中一大原因，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等级制度所产生的文件记录;而网络即便留下了记录，找到它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研究和经验再次告诉我，要小心现有档案形成的“陷阱”，因为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往往都是由一些没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

在对网络的历史研究中，我总结了七个观点：

(1)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2)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联系至弱则强

(4)网络结构决定了病毒性

(5)网络永无眠

(6)网络产生网络

(7)马太效应，富者更富

本书讲述了从古代到近代，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我试图以此弥补主流历史学家的疏忽。

其实，社会网络在历史上的地位要远超出我们的传统认知，尤其是在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网络化时代”，是在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第二个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而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等级制度重新确立了它的控制权，并成功摧毁或收编了网络。20世纪中叶，等级制度组织的权力达到顶峰——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和全面战争的时代。

▲ 达到顶峰的等级制度时代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今世界也没有那么前所未有地令人不安，其实这样的世界我们很熟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就是陈腐的等级制度被新兴网络挑战并替代的第二个时代，而新兴网络的影响力正在因为新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

基于历史的类比，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不断有网络瓦解无法自我改革的等级制度;同时，当网络自身陷入无政府状态时，等级制度也有可能恢复运行。

二

太平天国的网络危机

客观来说，清朝被称为“官僚专制”，在等级秩序中，这些“以声望、权力、流动性和安全感为衡量其职业生涯标准的人”进行着官僚统治。

而每一个等级制朝代的噩梦，就是各地周期性爆发的由网络驱动的起义。对清朝而言，这场最大的网络危机，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了。

▲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对网络历史有三重意义。首先，起义源于一个名叫“拜上帝会”的传教组织，这个教派最初只吸引来自边缘群体的信徒，但随后在中国汉族腹地的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

其次，外部影响(主要是英国)既加速了冲突，又助力了对起义的镇压。

第三，内战的毁灭性影响导致大量中国人外流——这种外流几乎与同时期欧洲贫困地区的人口外流一样大。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国内和其他地方一场不那么暴力，但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叛乱。这是更紧密联系的网络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变异形式，太平天国不仅采纳了基督教的话语，也借鉴了基督教的实践，特别是洗礼和偶像崇拜。但让传教士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东方受教者会如此容易地接受他们宗教中最激进的思想，好像他们有意在中国重新发动了一次战争一样。

雍正帝在1724年驱逐了前一批基督徒，没有什么比太平天国运动更能清楚地证明他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了。

人们很难意识到，太平天国离成功只是咫尺之距。1860年，太平军占领了杭州和苏州。在占领上海失败后，他们又撤退到南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干预增多了。

1860年8月，在美国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的指挥下，上海由一支由清军和西方军官组成的部队保卫着。华尔死后，英国军官查尔斯·戈登带领“常胜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到1871年8月，以李文彩为首的最后一支太平军才彻底覆灭。

英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赢得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并羞辱了清政府之后，英国有兴趣支持这个脆弱的政权，以使其接受非正式的经济从属地位。

帕默斯顿勋爵谴责太平天国“不仅反抗皇帝，而且反对一切人类和神的法律”，这并不是基于他对清朝的等级制度有多尊重，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日渐衰落的等级制度也有其用处，总的来说，它比革命网络更可取。

三

亨利·基辛格的权利网络

在新近出现的网络秩序中，有效性和反常性能够合理共存，没有比亨利·基辛格的职业生涯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了。

1968年，还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当抵达白宫时，他对横行的官僚主义完全无法容忍。

▲ 基辛格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认为一名成功的首席执行者，需要将“等级制度和分散的权限”结合起来。所以，当周围的人继续受到等级官僚制度的约束时，他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建立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在华盛顿环城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方向上横向延伸：面向美国国内的新闻界甚至娱乐业，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后台渠道”伸向关键的外国政府。

基辛格从一开始就为这个网络注入一种能力：在缺乏对话者的情况下也能与对方建立情感或智力上的联系，这是他在接受尼克松任命之前很久就磨炼出来的技能。

从1969年1月开始，基辛格开始将他作为学术和公共知识分子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非正式网络能够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馆更好的外交渠道。

在任期间，基辛格至少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15次。根据一家杂志社在1974年发表的人物简介，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的正确的人”——尽管有人指责基辛格更“注重最重要的人而非原则”。

这一关于基辛格的影响力和声誉的假设不仅是他的智慧和勤奋的产物，也是他那些异乎寻常的个人联系的产物。

虽然在尼克松最后辞职之前，他与尼克松的“正式和正确的，而非个人的”关系在制度上仍然至关重要，正如《时代》杂志所指出的——基辛格有着“一种精细协调的等级观念”。

但更重要的是网络中的所有其他关系遍布全球。“他总是能精准地定位那个能够实现信息传递的人。”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助手对《时代》杂志说。

这个网络是他“连锁反应”外交的先决条件，这一表达来自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这就证明了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等级制度的弱化和网络的加强有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这毕竟是与苏联更频繁对话的核心理由(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流的开始)。

同时代的人经常将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缓和”，但是他更喜欢用“相互依存”来表达。1974年10月，他发出警告称，“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现在拥有的西方文明几乎肯定会瓦解”。而到1975年，相互依存已经“成为我们外交的核心事实”。

▲ 尼克松与基辛格

我们都知道，早在《华盛顿邮报》揭露尼克松的欺诈行为之前(同时这也是他自身作为一个孤立网络的脆弱性所带来的后果)，基辛格就已经明白网络比联邦政府的等级制度更强大。

他将自己与尼克松网络中对他来说最致命的一部分隔离开来，即策划“水门事件”的部分。这简直需要网络建立者运用近乎天才的手段才能精准地避免自身连接到相应的节点。

除此之外，基辛格的权力还建立在一个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职业界限的网络之上。1977年离开政府后，他的权力又在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中被制度化，这些都是通过他几乎不间断地飞行出差、会议讨论、建立联系、出席饭局来维持的。

相比之下，尼克松上台之后，其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国会审查大大削弱，这也使得报纸媒体更加敢说敢做。这之后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家安全官员，无论多么有才华，都无法与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四

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网络格局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等级权力结构会陷入危机?据布热津斯基的猜测，答案是科技的发展。然而，等级权力危机发生在电子网络在美国普及之前。事实上，上述的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等级制度中中央集权控制的放宽，才使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一般而言，在创新和创造性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商业化和监管就会随之出现。然而，就互联网而言，商业化的趋势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随着对行政国家干预的成功抵御，越来越多的垄断和双寡头形式出现了，由此，开源者的梦想破灭了。

在软件市场，成立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第一阶段(1975-1976年)的微软和苹果就建立了一种类似双寡头的关系。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信息技术革命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新公司是亚马逊、易贝和谷歌，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当我们进入21世纪，在第三次创新浪潮中涌现的最成功的社交网络公司——脸书，则更加彰显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一直以来，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最不缺的就是关于他们理想主义的言辞。脸书的招聘声明中说道：“脸书最初并不是一家公司，它是为了完成一项社会使命——让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

的确，脸书提供了一种对用户免费、不受地理或语言限制的服务，它所创建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交网络。如今，脸书每天有超过11亿的活跃用户，并渗透到了各个年龄段。

如果与整个人类都适应的六度分隔理论做对照，那么在脸书用户中，平均只需要3.57个人就能联系到其他所有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脸书让相似的用户之间更加关系紧密;另外，该网络传播思想、模因甚至情感的能力，以及通过弱联系跨越网络集群的能力，也同样引人注目。

然而，脸书的经济思维与其乌托邦思想相去甚远。

记者乔纳森·泰珀在删除他的脸书账户前写道：“脸书向全世界的广告商出售用户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几乎了解了他们全部生活、家人和朋友等一切的网站……这也是一个建立在传统主义和偷窥主义基础上的平台，用户可以在其中编辑自己，展示出更讨人喜欢的一面，并悄悄地窥探他们的朋友。”泰珀认为，这对人们建立友谊非但没有帮助，反倒是一种减损，是对真实友情的一种取代。

有人将此比作一种分成制经济，这种经济为许多人提供了生产工具，却将回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更简单地说，在脸书上，用户就是产品。

尽管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相连，但这个世界(在某些方面)却并不平等。

这些互联网公司造就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几个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上企业家中的“超级明星”，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垄断地位无疑将为主要股东带来巨大的利润。

比如，谷歌拥有78%的美国搜索广告量，而脸书拥有近2/5的在线展示广告份额;在2.5万次谷歌随机搜索中，谷歌公司自身的产品广告在90%以上的时间都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些优势都会转化为巨大的资金收入。

公司的这种行为是令人震惊的。谷歌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全球图书馆，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搜索和查询;亚马逊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集市，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那里购物;而脸书就是一个庞大的全球俱乐部。这些公司所执行的各种联网功能并不新鲜，只是技术扩大了网络的规模，推进了网络的速度。

真正革命性的现实是，如今的“全球图书馆”和“全球俱乐部”都挂满了广告牌，我们在其中越展现自己，它们的广告就越有效，我们就越来越频繁地流连于贝佐斯创立的“全球集市”。

2017年2月，扎克伯格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脸书的角色应该是推动建立“有意义的”地方社区，通过过滤煽动仇恨的内容加强“安全”系数，同时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促进公民参与——在全球的层面上。“作为全球最大的社区，”他写道，“脸书可以探索社区治理如何大规模运作的例子。”

但真正的问题是，建立全球社区的愿景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而在该过程中，脸书及其同类公司无意中起到了多少完全相反的作用。

如今，即便我们常常在讨论网络，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网络的运行还是一知半解，对网络的起源更是一无所知。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自然世界，网络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网络也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正是由于网络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才让我们得出历史经验无法提供借鉴的错误结论。

诚然，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见过现在这样庞大的网络系统，也没有见过如此快速的、像病毒传播一样的信息流动。但规模和速度并不是全部，因为过去规模较小、速度较慢的网络也是无处不在，有时可能还非常强大。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参透无垠而又迅猛的网络，但如果不去研究它们，那我们就无法预知未来的网络时代会是令人欣喜的解放，还是恐怖的无政府主义。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领教工坊（ID：ClecChina）

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时代周刊》“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来源：摘自《广场与高塔》，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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