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弗顿之窗中的哲学：无用之大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智库麦克金纳克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的研究员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提出了在任何给定领域为社会可接受的政策打开“窗口”的想法，这被称为奥弗顿政治可能性之窗。奥弗顿提出，智库的工作不是直接倡导特定的政策，而是改变这个可能性的窗口，使那些在以前无法想象的政策想法(那些在当时触动了人们敏感神经的想法)成为主流，成为辩论的一部分。

奥弗顿的观点认为，直接倡导那些公众并不接受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几乎)没有政治家会支持这些政策，他认为，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努力地改变讨论，使此类政策看起来变得不那么激进，这样这些政策会更有可能获得富有同情心的政界人士的支持。例如，努力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可能会让“在未来限制柴油车使用”的提议比直接游说禁止柴油车更容易使人们接受，最终也会更有效。

奥弗顿关注的是智库的活动，但哲学家和实践伦理学家可能会从思考奥弗顿窗口中得到一些收获。从本质上讲，实践伦理学通常涉及到的是有争议的、政治敏感的话题。而哲学家的工作是搞“概念清洁”，或者像已故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吉利(Mary Midgley)所描述的那样，搞“哲学疏通”：澄清、精简和诊断不合理的断言，并指出循环。

因此，哲学家会渴望将他们的技能应用于新的学科，这可能会使在这些领域深耕的人出现沮丧。但有时，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哲学家们来说，试图把自己的思想贡献复杂的领域可能是有点天真，因为他们对这些领域缺乏一种需要时间和投入的熟悉感。但这种外部视角也可能有它的作用。尽管这样的贡献很少能解决一切困难，但在存在巨大分歧和争论的领域(如实践伦理)，这一标准要求确实过高了。相反，我们应该期待哲学家们对公认的智慧、既定的规范和教义偏见提供一种对应物。

伦理学家(至少在他们的学术工作中)一直被鼓励对直觉和自然主义谬论(即价值可以简单地从事实中获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哲学家们也熟悉诸如思维实验这样的工具：对事件的假设性描述和人为描述对于澄清特定的直觉或哲学主张的含义非常有用。这两个因素使得哲学家们经常公开采取违反直觉的、非主流思想的立场(并且他们个人还可能并不赞同这种立场)，这一点不足为奇。

这可以改变、或者扩大奥弗顿之窗，这是好事吗?有时候，哲学家们争论的结论远远超出了“受人尊敬的”立场范围;这些结论可能会被那些狭隘的、种族歧视的、性别歧视的或原教旨主义信仰的人所劫持利用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可以理解，那些受到这种信念威胁的人自然希望任何可能支持他们的论点都不会出现在辩论中，并且消失在谈判桌上，被人们所忽视。

然而，对于哲学实践来说，能自由地检验论证和直觉的极限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正统观点被推翻的例子已经数不胜数——妇女的投票权;废除奴隶制;同性关系的非罪化，这些观点的推翻明确了一个信息：一个信念的力量和普遍性既不代表真理，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反复讨论女性在劳动中的角色、堕胎、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等问题可能的确是过于乏味，但是禁止人们讨论这些话题所带来的后果会严重得多。真正试图解决道德困境的人必须认识到，理解，是通过犯错、并指出错误所发展而来的。大多数(或者说“所有”，此处还有争议)科学都不能准确地描述或预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但作为一项集体事业，它可以识别错误并逐渐接近“真理”。伦理真理是不会那么容易就得到，在寻找令人满意的近似值时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但这种模式的一部分要求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出错。

不幸的是，糟糕的想法有时会被糟糕的推理所破坏，而且有时那些支持激进且大部分是错误的观点的人也能说出真实的事情，这是事实。例如，想想“生来如此”的论点，这个论点支持一个有缺陷的假设：同性恋的遗传基础表明同性关系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这可能会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如果事实证明同性恋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话，那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有关“文化战争”的辩论在大学校园吸引了许多个人批评，这些批评开始怀疑作者的立场，并指出它们适合一种特定的人群(男性白人中产阶级)或与一些邪恶的人物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因此不适合用作讨论。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些不合理的举动，并使论证紧扣主题;而有时，这种需要会为坏主意或坏人辩护。

参与这一进程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立场辩护，可能会使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既受到有针对性的、深思熟虑的批评，也会受到情绪化的、全面的攻击。在有争议的话题上采取有争议的立场比抽象哲学对利基项目的贡献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其实这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严格，前者需要预测并阻止更多潜在的滥用、曲解和误解，同时还要继续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做出贡献，这样的贡献不仅需要理解哲学理论，还可能需要了解医学、法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和其他学科。

我并不是要为轻率、哗众取宠的挑衅和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无论是哲学家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辩护，但这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应该看到，实践伦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是拓宽奥弗顿之窗，推动公众和政治辩论走向理性思考和尊重分歧。扩大奥弗顿之窗可以为许多人认为冒犯性的、直觉上错误的想法提供机会，但同时也可以为辩护充分、逻辑合理的想法提供机会。可以理解，那些深入参与这些辩论的人往往想要缩小这个窗口，并把这个窗口推向他们认为不具威胁性的观点的那一边。但作为概念的疏通工人，哲学家有一种专业上的责任去让整个系统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这取决于哲学贡献者是否能坚持学术严谨性和学术诚实性的学科标准(这些标准对于伦理反思至关重要)，并相信这将逐渐共同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