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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竟然和这个“危险数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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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琨 • 2023-01-19 17:58:09 来源:前瞻网 E42973G18
100大行业全景图谱

近日,央行发布《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给年前最后几天欢快的摸鱼生活带来了充实的谈资。

报告显示,我国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而1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5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比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在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不断降低的大趋势下,居民存款却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关注。

随着全民本科率突破4%,现代经济学教材上过度储蓄的负面影响,逐渐盖过了公众过去对“勤俭节约”等传统的自豪,成为定期触动社会神经的话题。

而在央行报告之后,后浪研究所一份所谓“90后报复性存款”的研究,又在微博精心挑选下,上了热搜,并且以“90后也开始报复性存钱 ,专家急了”这一极具情绪性的标题放在了搜索页面的最前列,果然收获了大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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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存钱的90后占比达到41.7%,95后也达到了40.6%,而且有3成90后会存月收入的50%以上。过去消费陷阱的主要填充物,如今成了节俭楷模。

话题很快延伸到了对社会消费以及经济发展的担忧,也有人借题发挥,吐槽“穷”的有之,怒骂“内卷”的有之,还有人就“贫富分化”等敏感话题进一步发挥了联想,抒发了忿怒。

1、一离婚,就有钱?

和现代经济理论和舆论对高储蓄的普遍负面看法不同,如果把新冠疫情前近10年一些主要城市的经济数据拉一张清单,会发现发展热度最高的城市,往往也是居民储蓄增长最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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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被誉为“最强风投”,押中京东方,赌对蔚来,如今又适时转型芯片、航天,经济高速腾飞的合肥,堪称地域经济发展的典范。

但其居民储蓄余额,从2010年的1233.73亿元增长到4667.22亿元,增幅高达278.3%,在35个主要城市中一枝独秀。

而重庆、成都、贵阳这几座城市,也是近年来媒体网络上城市发展的模范案例,而它们也分别以205.8%、193.8%、190.6%的高增速积累着居民储蓄,远高于全国平均值168.5%。

这显然和微博热搜塑造的悲观基调相反。

更有意思的是,在搜集城市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另一个非常容易触动社会神经的数据,也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异常,那就是

——离婚率。

因为有不少城市统计局或民政局并不公布当地婚姻登记数据,因此我们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统计了近20年各地的粗离婚率(当年离婚对数/当年常住人口,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省份以户籍人口代替,不严谨但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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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有470.07万对夫妻离婚,占总人口的0.34%,近10年离婚率增幅为68.11%。

以这个作为判断区域离婚率高低的标准,可以看到,这些存钱盛行的地方,要么离婚率也高,要么对婚姻的忠诚度正在急速下降。

以合肥所在的安徽为例,其粗离婚率10年间增长了143.79%,从0.17%提高到0.42%,如今已经位居全国前列。

贵阳所在的贵州,粗离婚率10年增速188.66%,冠绝全国,如今已经来到0.37%。

重庆则出现了小小的例外——其离婚率增速并不高,只有34.47%。不过,这当中并没有什么特异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家庭消失得更早,早到在2005年就出现了0.20%的粗离婚率,5年后达到了0.33%,2019年冲到了0.44%。

要么是离婚率增加飞快,要么是离婚率高得离谱。

那么,为什么这些热点地方的高储蓄会伴随着高离婚率或高离婚率增速?

又为什么,高储蓄和高离婚率这种被中国社会普遍排斥和抱怨的因素,没有影响这些地方的发展?

2、幸福的烦恼

事实上,中国民众有资格抱怨高储蓄和高离婚率,只不过是这十几年才出现的事。

不过,如果说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奇特的因果联系,那恐怕是没有的。

2个数据之所以呈现相似的规律,源于其一个共同的本质原因——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高储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在这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国人空有思想上的储蓄冲动,却几乎没有现实的余钱剩米可供储存。

只有大工业生产的巨大生产力下,只要财富和阶级分化不是太严重,普通人也能充实自己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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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被认定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平均储蓄率在30%左右,从长期数据来看,中国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达到这个水平,随后就一脚踏进了高速发展的大门,带来了居民储蓄的稳定提升。

上述的合肥、贵阳、重庆们,正是历史规律的现实例证。

而在另一边,快速工业化是婚姻的杀手。

工业化下机械力的应用,首先弱化了男女之间在生产力上的差距。在这种差距上形成的家庭分工——男性提供主要劳动力,女性提供生育资源——也随之瓦解。

而且在现代社会,生育越发成为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劳动的阻碍;而在女性的抵制和观念进步下,男性也逐渐摆脱对“传宗接代”的动物性本能的追求,家庭的意义随之丧失。

纵观历史,横看全球,经历过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离婚率不低的;而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模范,通常也伴随着离婚率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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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高储蓄和高离婚率的担忧,只是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才有的特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不过反过来,高储蓄和高离婚率,又不一定代表区域的高增长。

在居民储蓄增长排名中,高储蓄率的城市实际上有3种。

首先储蓄增长快的,GDP增长也快,代表是合肥、重庆、长沙、南宁的,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潜力无限的希望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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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储蓄率不低,但GDP增长更快的,其中典型是贵阳、昆明、武汉等。

这类城市依靠政策性扶持大项目的集中性投入,提高了GDP,但没能通过迅速改变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导致储蓄增长没跟上。不太健康,但仍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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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类,代表是东北的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北方的济南、天津和石家庄,也就是近年舆论中“衰落”城市的典型。

这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发达工业城市或者区域工业中心,其GDP增速落后于平均水平,出现了增长停滞乃至衰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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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这种,可以作为高储蓄种种不良后果的印证。

同时,横览高离婚率或离婚率快速增长的地区,也存在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安徽、江西、福建这样经济增长迅猛的,而另一边,东北和部分北方省份再次出现在了榜单上。

所以高离婚率和高储蓄的出现,可能对应两种情况:

一种是发展起步较晚,但正在高速工业化的地方,另一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但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停滞或衰退的地区。

所以也不必对这2个现象口诛笔伐、借题发挥,毕竟从国内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来看,它们的出现也许并非是件坏事。

3、坏事?好事?

对于高储蓄和高离婚率的负面影响,相信财经媒体已经对公众进行了足够多的说教,这里就来谈谈好的方面。

从本质上说,中国采用的后发国家快速工业化模式,也就是俗称“东亚模式”,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依靠充分掠夺外部资源,推动国内产业循序渐进发展。

其主要特点在于通过政策强制力一定程度扭曲市场,集中有限的内部资源推动部分工业部门超前发展,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扩张。

这种模式下,绝大部分资源都要么投入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要么投入在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工业产品上,抑制了本土消费市场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居民部门的高储蓄。

反过来,高储蓄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工业投资,为重点产业的发展预备了充足的弹药,保证了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

不仅是中国,采用东亚模式的日本、韩国,在其快速工业化阶段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1973年,其平均总储蓄率保持在34%的高位,且在末期达到了40%,而其投资率(资本形成率)连续20多年保持在30%以上。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92年,在此期间,韩国储蓄率节节攀升,从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资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运行,1991年甚至达到了39%。

都是在这个阶段,日、韩两国完成了目前其强势产业的重点突破,也实现了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跃升。

换句话说,如果部分地区有着雄心壮志,意图通过部分工业部门的超前发展,在区域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高储蓄并非是件坏事。

至于离婚率,很难观察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直接的正面效益,但一些数据或许能提供间接支持。

比如说在高等教育阶段,女性表现似乎优于男生。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显示:到了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已经达到50.9%;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51.0%和58.0%。

而如果能将这些女性人才从家庭单位中解放出去,投入社会劳动,对于经济发展显然会产生不小的正面效果。

此外,在今年发布于《商业经济研究》的文章《新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家庭婚姻状态变化对消费的溢出效应分析》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离婚率提高虽然对消费会产生抑制作用,但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这对于部分希望消费升级的地区或许有参考意义。

前瞻经济学人APP产业观察组

更多行业研究分析详见:

【1】《2022-2027年中国产业金融服务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

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研究、政策研究、产业链咨询、产业图谱、产业规划、园区规划、产业招商指南、IPO募投可研、IPO业务与技术撰写、IPO工作底稿咨询等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1】《过去10年全国主要城市居民储蓄&GDP变化对比:更真实的南北差异》,客居世间

【2】《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结果》,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3】《新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家庭婚姻状态变化对消费的溢出效应分析》,罗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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