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兴资本招股说明书看中国投行的未来：年薪过百万的投行，新经济是必然走向

 9月27日，中国新经济金融服务机构—华兴资本登陆港交所，在目前我国券商系投行收入结构单一、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以服务新经济领域的华兴资本被外界看好有望成为世界级投行的中国“新投行”。

招股说明书显示业务超强，员工年薪过百万

根据华兴资本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39亿美元，同比上升69.57%。

从华兴资本的业务细分来看，在顾问服务方面，华兴资本2013-2017年的新经济交易额排名第一，至2018年Q1交易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在IPO承销方面，2013-2017年为中国新经济公司承销的香港及美国IPO数量在中资投行中排第一，在中外投行中排第三；在投资管理方面，截至2017年底华兴资本在投资新经济的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中排名前十，至2018年Q1公司的资管规模达到41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华兴资本在员工薪酬及福利开支方面是绝对的豪气，2017年公司在薪酬及福利开支项上达到1.01亿美元，占全年营业收入高达72.67%。截至2017年底，公司员工合计584人，按照1.01亿美元，汇率以6人民币/美元来计算，华兴资本公司员工2017年人均年薪高达103.76万元！

中国投行分三大系，收入结构单一

我国的投资银行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证券公司为主体的“券商系”投行；二是以信托公司为代表的“信托系”投行；三是以商业银行为背景运行的“银行系”投行；四是一些小型投资咨询公司和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为主体的“精品投行”，如：华兴资本、普拓资本等。就规模而言，前三类是我国投行机构的主体。

在业务范围上，三大系投行既有共同点，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共同点而言，三者均可开展财务顾问业务，部分“银行系”投行和部分“券商系”投行可开展债券承销业务等。

不同点之处，一是受到牌照的不同形成了业务方向的不同，如“银行系”投行没有IPO牌照，不能开展股票承销业务；二是客户和资金资源差异，由于“银行系”拥有丰富的资源存量规模为其发展投行业务的开辟提供了新模式；三是在盈利来源上“券商系”投行以经纪业务为生存之本，而“信托系”投行则依赖提供融资信托获利。

中国三大系投行机构中，主要以“券商系”为首开展投行业务。然而在券商行业竞争激烈加上宏观因素不理想—佣金和手续费下滑的背景下，2018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券商机构只有6家营收收入实现同比正增长，净利润方面仅有2家企业实现同比增长，与国际五大投行2018年上半年的业绩相比形成强烈的对比。

除了受行业竞争大和监管趋严的影响以外，造成国内券商投行与国外投行业绩差别如此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投行的收入种类不够丰富。根据毕马威最新发布的《2018年中国证券业调查报告》对比2017年国内券商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的收入结构，国际投行有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和相当的资产规模，其收入机构相对多元化，业务范围广泛，发展比较均衡，与国内券商收入结构有较大区别。

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例，经纪业务只是二者营业收入中较小的一块，高盛的比重为10%、摩根士丹利占比为11%，虽然我国国内券商经纪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随着下降，但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资产管理业务对于国际成熟投行的收入贡献较高，高盛的比重为18%、摩根士丹利占比为31%，国际投行具备较强的吸引客户资金、主动管理资金能力，而国内券商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比较低，占比仅为10%；自营、投行、融资融券等业务收入占比结构特征虽有差异，但相差不大。

新经济是必然趋势，中国投行的未来

2018年上半年，资管新规出台及转型期，证券公司业务由通道服务转向主动管理，优化业务收入结构，随着国内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发展及经营模式的创新，财富管理、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一系列增值服务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另外，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据灼识咨询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新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由2013年的0.4万亿美元增长至1.5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7.1%，远超同期我国整体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未来5年，我国新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将会保持复合年增长率24.4%的速度增长，在2023年达到约5.7万亿美元。

新经济下，我国投行业务潜力无限。2018年，监管层曾表明“独角兽”或成为IPO市场的主角，对于我国投行机构而言承销机会增加。投行业务模式是建立在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和上市辅导基础上，因此对于企业的价值评估，满足监管的规范进而保证通过审核显得尤为重要。轻资产特征明显的新经济企业对我国投行的整体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我国投行主要局限于IPO、并购和定向增发等几种单一的投融资方式，多元化融资能力较弱，且都是面向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但“新经济”企业对资本性夹层融资、风险及股权投资等融资方式的依赖性较强，这就极大地要求我国投行需不断创新融资方式，从而支持新经济企业。

顺应新经济发展的浪潮，进而提升对新经济和新市场的服务能力是我国投行机构目前急需要做的事情。新经济企业的跨界融合、多样化形态决定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层次性，我国投行机构转型制定新的战略定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