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由来已久的“过滤泡沫”现象 想要解决光靠科技可不行

去年秋天，美国最重要的社交媒体专家之一德布•罗伊(Deb Roy)参加了在美国中部小城镇举行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包括在威斯康星州的普拉特维尔(Platteville)和爱荷华州的阿纳摩萨(Anamosa)。和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负责社交机器实验室(Laboratory for Social Machines)的工作不一样，相反，在会议上他只是听社区领导人和当地居民面对面地谈论他们的邻居。

他所听到的使他大为震惊。

“‘我在Facebook上发现了他们说的话，’”罗伊回忆一位老妇人说，“‘他们的观点太过极端，让我无法接受，我再也看不出和他们打交道有什么意义了。这是他反复听到的一种情绪。

他说：“这些人是他们在小城镇经常见到的人。他们过去总是求同存异，但是当分裂和巴尔干化在超局部层面得到反映时——就算我们可以彼此接触，数字领域实际上也是在使我们变得沉默，并在现实世界中切断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有些事情已经非常不对劲了。”

2014年，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他的实验室，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帮助改变分裂人民的党派之争，以及其他课题。对于做出这样的尝试，他可能处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从2013年到2017年，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工程师曾担任Twitter的“首席媒体科学家”，负责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聊天信息。当他打开他的实验室时，Twitter不仅允许他完全使用“消防水管”——每一条实时发布的推特——还花了1000万美元帮助他理解所有关于人们兴趣、喜好和活动的信息，并找到利用这些信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方法。

罗伊和许多其他研究人员研究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2016年的选举中所反映出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并不是俄国人使用Twitter和Facebook传播宣传，或者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公司非法获得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私人信息。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相当自愿地退回到超党派的虚拟角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它们通过监控我们过去点击的内容来判断我们看到了什么，并给予我们更多相同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相反的观点被过滤掉了，而留下的内容则强化了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

这就是著名的“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这个概念在互联网活动人士、视频网站Upworthy的创始人埃利帕雷瑟(Eli Pariser) 201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得到了推广。“最终，只有当公民能够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思考时，民主才能发挥作用，”帕雷瑟写道。“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过滤器泡沫把我们推向了相反的方向——它给人一个我们狭隘的私利就是一切的印象。”

真的是这样吗?研究表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些战争

早在2007年，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警告称，互联网正在催生一个“飞地和利基的时代”。他举例说，2005年在科罗拉多州进行的一项实验中，60名来自保守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和自由派博尔德(Boulder)的美国人被分成小组，要求就三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平权行动、同性恋婚姻和一项全球变暖国际条约)，这两个城市相距大约100英里。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人们在与志趣相投的人交谈后，都持有更为极端的立场。

桑斯坦在《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写道：“互联网让人们非常容易在网上重现科罗拉多州的实验，不管他们是否想这么做。在人们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那些在互联网或其他地方聚集在一起的人，最终会既自信又错误，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暴露在反对意见面前，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的同胞是某种‘战争’的对手或敌人。”

但社交媒体真的有错吗?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发现在最不可能使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人群中，这种分化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利瓦伊•博克斯尔(Levi Boxell)表示：“65岁人群的分化速度比更年轻的人群要快，而如果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是罪魁祸首，你可能会认为这与你的预期正好相反。”

此外，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研究员格兰特•布兰克(Grant Blank)表示，大多数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被困在回音室里。布兰克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负责对英国和加拿大的成年人进行研究。

布兰克说：“我们有五种不同的方法来定义回声室，你用哪一种方法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所有这些方法的结果都非常一致——回声室其实并不存在。人们其实在很多媒体上阅读。他们平均使用五种不同的媒体资源，大约三种是线下的，两种是线上的，他们会遇到不同的观点。人们会遇到他们不同意的事情，他们也会因为在媒体上遇到的事情而改变主意。

就连给“过滤泡沫”起名的帕雷瑟也认为，互联网不应受到完全指责。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精英们没有看到特朗普的崛起，因为很大一部分美国中产阶级没有关注自由派的社交媒体：事实上布兰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发现这种影响的研究人员只是在研究这些文化大头。但对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广播、当地新闻和fox(互联网时代之前的过滤泡沫)比twitter或Facebook上的假新闻更重要。

皮尤民意调查公司的数据支持了一种观点，即两极分化不仅仅来自互联网。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2016年大选之后，62%的美国人从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取新闻，但在大多数关于该研究的文章中都忽略了这一点——只有18%的人说他们“经常”这样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大约5%的人表示，他们“非常”信任这些信息。

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主任Ethan Zuckerman表示：“互联网绝对不是这种分化的原因，但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始于福克斯新闻(Fox News)，现在正在扩展到社交媒体领域。”

不错，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三次尝试修复

2016年大选之后，Zuckerman和一些合作者设计了一个叫做Gobo的工具，让人们通过控制内容过滤器的滑动器来调整自己的气泡。例如，“政治”滑块的范围从“我的观点”到“很多观点”。选择后一种方式会让人们接触到他们通常不会看到的媒体。

然而，Facebook对采用Gobo几乎没有兴趣。Zuckerman说：“Facebook担心的是他们所相信的理念，他们可能是对的，即很少有人真正想要多样化他们的信息。”

社会镜子，是由Deb罗伊的实验室的成员开发的另一种工具。今年早些时候，他们报道了一项使用这个工具的实验的结果，这个工具使数据可视化，给Twitter用户他们的粉丝网络在整个Twitter网络中的鸟瞰图。大多数被招募使用该工具的人都是政治活跃的Twitter用户，许多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是如何被困在极右或极左的泡沫中。

然而，这项实验的影响是短暂的。尽管在实验结束一周后，一些参与者关注的Twitter账户比之前更加多样化，但两到三周后，大多数人又回到了同质化的状态。另一个变化是，研究人员建议人们关注观点不同的账户来帮助他们多样化他们的推特信息，结果发现他们变得更不愿意与持相反政治观点的人交谈了。

像这样糟糕的结果导致Zuckerman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想法来对抗过滤泡沫：创建一个纳税人出资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公民使命是提供一个“多样化和全球视角的世界”。

他在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特定受众量身定制的高度党派化的媒体是早期美国的特色。但出版商和编辑大多遵循强烈的文化规范，重新出版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倾向。许多民主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也注重提供广泛的观点。Zuckerman认为，期望Facebook这样的媒体也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它们的商业模式促使它迎合我们人类与同类聚集在一起的自然欲望。

Zuckerman说，一个具有公民使命的公共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将陌生的视角推入我们的信息中，并将我们推出我们的舒适区。学者们可以检查算法，以确保我们看到的是对观点的公正表达。是的，他承认，人们会抱怨公开融资这样一个平台，甚至质疑它的公平性，但鉴于缺乏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值得一试。

我们才是问题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家Jay Van Bavel研究了社交网站的帖子，分析了哪些帖子最有可能获得关注。他发现，“群体识别”的帖子会激活大脑中最原始的非智力部分。例如，如果一个共和党政客告诉人们移民正在进入国内并正在改变文化或者抢走当地人的工作，或者如果一个民主党人告诉女学生基督教积极分子想要禁止妇女权利，他们的话就变得很有力量。Bavel的研究表明，如果你想克服党派分歧，就应该避免智力上的分歧，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

在社交镜实验之后，Roy实验室的成员们推出了一个名为FlipFeed的项目，让人们在Twitter上接触到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该研究的主要作者马丁·萨维斯基(Martin Saveski)表示，关键是要改变人们对对方的看法。其中一个实验促使参与者想象每当他们遇到相反的观点时，他们其实是与自己的朋友意见不一致，被给予这个提示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将来想和这个人交流，并且他们对为什么另一个人持有相反的观点表示理解。

结果与Pariser的另一项观察结果一致。他注意到，网上一些最好的政治讨论发生在体育论坛上，在那里，人们已经因为对一个团队的共同热爱而团结在一起，所有人首先是球队的球迷，其次才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在政治进入讨论之前他们就有一种情感联系。

如果你看看Zuckerman、罗伊和其他人的各种项目，你会发现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利用科技让我们接触政治泡沫之外的内容。但这是可行的吗?正如罗伊自己所说，“我不认为有任何纯粹的，简单的技术修复。”

也许到最后，让自己接触更多来源的内容，然后再参与其中这个决定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听起来没有吸引力吗?好吧，那考虑一下另一种选择：你最近发表的一篇愤怒的政治文章并没有取得多大反响，因为研究表明，可以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几乎都早已同意你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