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逃离”基因峰会 把这6个大难题甩给了整个科学界

在11月28日的基因峰会上，打开“基因编辑婴儿”这个潘多拉魔盒的贺建奎并没有给出让科学界满意的答复。大会委员会的震惊和愤怒溢于言表：“我们听到了一则出人意料、令人季度震惊的消息：有人编辑了人类胚胎并将其重新植入母体，并最终导致怀孕和诞下婴儿。即便这种行动得到过某种确认，但它仍然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了国际规则。”

至今近1周以来，他并没再露面解释相关问题。这种“事了拂衣去”的态度让自己暂时脱离了舆论的漩涡，却把问题甩给了整个科学界。就目前而言，整件事尚有6大问题存有疑问。

问题1：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将会如何处置贺建奎?

早在11月27日，也就是基因峰会前一天，深圳市——也就是贺建奎就职单位南方科技大学所在地——卫计委宣布，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11月26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次日，广东省卫健委又在其官网发文称，11月27日，省、深圳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对“深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全面调查。

除了卫生部门，28日，科技部也对此发声。国家卫健委、科技部和科协联合表态，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操作在中国是明令禁止的。对于贺建奎的行为，他用12个字形容：“令人震惊”、“不可接受”、“坚决反对”。

此外，尽管南科大方面表态不知情且会开展调查，但是有媒体爆出文件，称南科大是该项目的资助方。在这种暧昧的情况下，该校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以及调查效果如何仍未可知。该校发言人向《自然》杂志表示，“目前不能披露相关信息”，他们需要等待官方表态后，“在适当的时机”再作回应。

南科大网站已经撤下了贺建奎实验室的网页，他此前曾在上面发布基因编辑婴儿试验的参考人信息。而在相关政府网站上，贺建奎的信息也已经消失殆尽，其中包括科学部此前赞扬他对基因测序技术的贡献，以及“千人计划”中对他的介绍。

贺建奎的发言人法雷尔(Ryan Ferrell)对外透露，在峰会第1天的讲话过后，他本人已经回到深圳，他也缺席了原计划在29号出席的会议。他在声明中称：“我已经回到深圳，并不再参加周四的会议。我将一直待在我的祖国中国，并完全配合关于我工作的所有调查。”

问题2：贺建奎的实验结论是否正确?

除了科学伦理，对于贺建奎所说的“实验成功”，科学界同样存疑。国内外科学家均表示，应该让独立机构对他的实验结论进行深度检测，全面对照父母和孩子的基因，并向全社会通报检测结果。问题在于，贺建奎此前并没有公布参与实验者的身份信息，调查人员无从下手。

基因峰会主席、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表示：“出于好意，贺建奎隐匿了实验对象的身份信息，我们还没想好如何组织一场独立调查。”

不过，贺建奎团队表示，他们可以提供匿名案例，其他科学家也可以进入他们的实验室分析数据。他的发言人表示，他将主动邀请研究人员发起独立调查。“我的原始数据将开放给第三方审阅，”他表示。不过，如何确保他提供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是一个问题。

在实验公之于众后，他从来没在主流科学刊物上发表成果、接受质询，也是外界质疑其成果真实性的一大原因。对此，贺建奎表示，他将在年底发表相关论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刊物，也就不能确定其成果的含金量。更进一步，在国内严苛的基因源法律约束下，公布试验对象基因序列这种事是严令禁止的，因此，科学家们也很难确证相关成果的正确性。

问题3：CRISPR技术究竟如何改造了双胞胎婴儿的基因?

由于贺建奎并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成果，科学家无从了解试验的过程和技术手段，只能从他过去的科研方向和事后的陈述来推断基因编辑的实验状况，已经可能造成的后果。

同为CRISPR基因编辑研究者，澳洲国立大学遗传学家贝吉奥(Gaetan Burgio)分析称，贺建奎透露的原始测序数据表明，这些婴儿的细胞中含有多种经过修饰的CCR5基因，它们具有不同大小的DNA缺失。这样的“嵌合体”有可能是CRISPR编辑早期胚胎细胞，以区别于其他胚胎细胞的产物，但也可能是编辑胚胎细胞失败的结果。

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RNA研究者莱德(Sean Ryder)在推特上公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贺建奎在基因编辑会议上说，他以CCR5基因为目标，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携带CCR5基因突变——一种32个DNA字母的缺失的现象，也称为delta-32——使基因失活。但莱德认为，用CRISPR基因编辑将CCR5缺失引入婴儿细胞，和delta-32突变实际上是不同的。

“问题是，这3种突变都不符合经过深入研究的delta-32突变，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开展过相关动物模型研究，”莱德在推特上写道。对于贺建奎的研究，他用了4个字评价：“不合情理”。

问题4：下一个“人造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工具的技术先驱——伯克利大学生物学家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在峰会上听到贺建奎的介绍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技术会被那些无赖科学家用不道德的方式利用，这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早在这场基因“事故”之前，相关领域已经出现了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苗头。本次峰会委员会成员之一、哈佛医学院院长戴利(George Daley)曾提出过一种名为线粒体替代疗法的技术，即用正常人的线粒体DNA替换患病胚胎的线粒体DNA，以消除胚胎的某些先天突变引发的疾病。尽管这种疗法至今为止都没能得到生物医学界以及FDA的认可，但早在2年前，纽约的一群医生就在墨西哥开展了相关实验，并诞下了婴儿。

戴利表示：“尽管我们百般谨慎，类似的CRISPR-Cas9胚胎编辑不成熟试验仍然可能出现。”

此外，“人造婴儿”的意外出现，也让科学家不得不紧急思考另外一个迫切问题：人类生殖系编辑——修改过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规则已经到了官方调整的时间点了。巴尔的摩称：“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领域内所有人都知道了事情的状况，立法者更应该知道。”

问题5：贺建奎的研究会导致生殖系编辑研究领域的伦理危机吗?

自事件发酵以来，不少业内人士担忧，一旦监管部门加大对行业的干涉力度，整个生殖系编辑领域的研究都可能被迫放缓，尤其是在各类规则较为模糊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可能会靠“一刀切”解决问题。巴尔的摩透露，在美国，已经有人提议严厉禁止相关研究，理由是和科学目标背道而驰。

在这个节骨眼上，FDA官员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的表态相当引人注目：“政府现在必须作出反应。”28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科林斯(Francis Collins)透露：“(政府)需要就这类研究的限制达成国际共识，在香港，相关讨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

现在，科学界最担心的就是“一刀切”政策的出现。为此，在基因峰会的闭幕式上，科学家们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呼吁各方不要过度恐慌，要给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留下一条路。他们称：“如果这些风险得到解决，种系基因组编辑在未来有机会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出现。”

也有人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多余。在峰会卫星会议上，有人问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的达尔教授(Judith Daar)道，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否会让原计划捐赠卵子的女性留步。她的回答正好相反：“可能会有女性对参与研究感到兴奋。直观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可以会压制参与者参与的意愿，但我更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过度反应。”

问题6：科学界如何能确保生殖系编辑在未来得到更好的监督?

“蓝图暂时还没有，但我们已经向学术界广泛咨询，”巴尔的摩说，“这实际上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在峰会最后的集体声明中，科学家们表示，各地的科学团体将在相互协调的同时，游说政府推出合理的政策。

声明中还提到了建立国际论坛，以及通过国际注册中心进行研究和临床试验、合理分配基因编辑研究成果等问题。然而，人类胚胎这个巨大的实验对象群决定了，要建立和维护相关行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具体的发展情况，我们也许要等到2021年伦敦举行的下一届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才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