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机器、克隆宠物、转基因昆虫……2019值得思考的十大科技伦理问题

技术不会自我监管。新技术要求我们予以注意，建设性地表达我们的关切，并在人们受到伤害时追究责任。《福布斯》连续第七年列出了人类在新的一年应该注意的十项技术，希望能让非专业人士了解世界各地实验室的最新进展，以及应该加以关注的科技伦理问题。

2019年应该关注的十大科技伦理问题：

克隆宠物：只要花上2.5万到5万美元，你就可以克隆你的宠物猫或宠物狗了。然而，并不能保证你会得到一个外表或行为都和你的旧宠物一模一样的新宠物，而且动物爱好者们注意到，用于孕育克隆宠物的移植动物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当有那么多小动物还流浪在街头上的时候，投资这项技术真的明智吗?

DIY神经黑客：家用神经刺激设备已经上市，但个人自己动手制作的这类设备在网上也随处可见。目标消费者希望利用小电流刺激他们的大脑来帮助改善从记忆到注意力的一切，但是目前无法确定神经刺激的长期效果如何。期待通过几次电击神经刺激就能极大改善大脑功能，这本身就会给消费者带来心理隐患。“是否要对这类设备进行监管，还是应该放之任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那些为了提高成绩而让孩子使用这种设备的家长们我们又应该持何种态度?

生物特征识别:忘记 PIN和密码。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手眼协调、你手持设备的角度、手指按压力度、手晃动程度及其他行为特征来判断你是否真的想打开某个app。我们都期望免受黑客侵袭，但是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些生物特征信息是如何被收集、存储和利用的。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的行为档案是什么样的吗?我们是否必须起诉那些获得此类信息的公司?

5G： 5G正在路上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到来。5G的速度高达每秒1千兆比特。但5G也是一项庞大而昂贵的基础设施工程，需要新的监管框架。为了利用新网络，设备必须被替换，这增加了我们产生电子垃圾的数量。随着数字鸿沟的加深，Wifi速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农村地区将进一步被抛在身后。最重要的是，它的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远远超过我们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能力。这些都不能阻止5G的到来，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帮助来应对5G可能带来的问题呢?

儿童数据化：在父母面前，儿童没有任何隐私权。这就是为什么父母是孩子隐私的最大侵犯者是如此令人担忧的原因。Facebook上的超声波照片和产房的实时更新意味着孩子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数字脚印。因为任何可以被黑客入侵的数据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因此被敲诈勒索的例子。联邦调查局甚至在最近警告说，孩子们在学校也可能置身危险之中，黑客已经从数千所学校窃取了学术和行为数据。这对你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背景调查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时代?

昆虫联盟(Insect Allies):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军事研究总能让你吓一跳。这是世界上最奇怪、最尖端的研究之一，虽然它是为国家安全而设计的，但它经常会引发诸多道德问题。他们的昆虫联盟项目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最近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目标是培育出能够将病毒传播到植物上的转基因昆虫。这些病毒将新的基因传递给这些植物，以使它们对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更具抵抗力。但是，我们很容易争辩说，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被用来毁灭庄稼，消灭数百万人的粮食供应。这会是一种生物武器吗?它会激励其他国家发展这类的国防技术吗?

Sidewalk 实验室: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公众应该如何评价新创新，可以看看多伦多市民正在关注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旨在在一个名为Quayside的未充分利用的12英亩(约合12公顷)土地上创建一个超级高效的城市。Sidewalk实验室是Alphabet的子公司，Alphabet是谷歌的母公司。该公司希望通过使用相互连接的传感器来监控交通、行人、天气、污染、建筑占用率和污水。但是，这些传感器将追踪人们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创建尽可能智能的城市，如果没有众多允许访问这些数据的第三方实体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Sidewalk实验室想要得到多伦多市民的支持，他们就必须告知一些实情，比如数据的去向，以及他们计划如何补救对人类或环境造成的任何损害。

自动翻译:像微软这样的公司目前正试图开发能够实时翻译人类语言的人工智能。但是语言是极其复杂的，我们的俚语和习语使得计算机很难获得纯正的翻译。但是，翻译人员并不总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致力于这项技术。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但是否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台翻译电脑，这一点值得思考。

种子试验:当然，制药公司及其附属研究人员永远不会承认参与了种子试验(seeding trial)，但它们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营销策略，目的是让医生熟悉新药及其潜在的超说明书用途。制药公司聘请医生领导对新药或新设备的小型研究，然后公布研究结果。当研究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时，这已经是一种利益冲突，但当医生出于既得利益坚持他们的研究是成功的，并鼓励其他医护人员在他们的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在科学上算不得什么好事，但却是很好的营销手段。

“Sarco”自杀机器:我们不要把它与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死亡权利”运动混为一谈，因为“Sarco”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这台机器于2018年由澳大利亚安乐死活动人士Philip Nitschke发明。机器外形上是由一个人体大小的太空胶囊仓和底座组成，底座里放有一罐氮气。当选择死亡的人躺入胶囊仓关闭盖子后，按下一个按钮，氮气就会迅速充满胶囊仓。人在感到一点眩晕后就失去意识了，也就是说死了，整个过程无痛。据说第一台功能完整的机器已于2018年年底问世，用户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造属于自己的“自杀机器”。那么这是一种体面的结束生命的方式，并且不会让旁观者和救援人员遭受良心谴责;还是只是一种鼓励健康人结束生命的花招?

虽然上述问题讨论起来很有趣(有时也令人不安)，但它们是为了提出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有权控制什么。人们很容易被许多似乎已经失控的技术弄得疲惫不堪，但如果我们能在事情偏离正题之前，先花点时间思考一下道德问题，我们就离控制自己的命运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