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瓷者联盟”：那些躲在法律背后赚取暴利的“视觉中国”们

黑洞的力量强大到超乎想象，不仅能够吸掉周边光线，也能吸掉一家如日中天的公司。

北京时间2019年4月10日晚，来自5500万光年之外的M87星系的黑洞撩开神秘面纱，素颜照直接吸掉了中国知名图片供应商 --- “视觉中国”的半条命。

随着自媒体的崛起和版权意识的强化，人们更加重视优质内容，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但同时，也有“视觉中国”这样打版权主意的企业。

根据企业工商信息查询软件企查猫查询可知，“视觉中国”创立于2000年6月，是中国最大的视觉内容互联网版权交易平台。

而自2009年至今，“视觉中国”主体公司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旗下两家公司汉华易美、华盖创意共涉及纠纷案件多达12000余件，其中案由绝大部分为起诉他人公司作品侵权。

以维权的名义进行索赔，的确是门好生意。

根据“棱镜深网”数据，自2011年起，“视觉中国”毛利率一直维持在55%以上，若单独摘取主营业务视觉内容与服务，则毛利率接近70%，即便对比版权法成熟的海外同类型平台，毛利率也十分可观。

而早在去年7月份，知名投资机构经纬中国创始人张颖便对“视觉中国”的商业模式产生了质疑，表示“侵权确实不应该，但这种漫天要价的商业模式更不应该，现在还变成了这家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也是好笑了。”并认为这种模式堪比“碰瓷”。

“碰瓷”--- 这个熟悉的词语，在传统印象里，只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从“万瓷王”到“沾衣十八跌”，再到“自杀式碰瓷”，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根据“前瞻经济学人”的观察，在商业社会中，不少行业正将“碰瓷”演绎得炉火纯青。

　　“专利流氓” ：苹果都中招

在视觉中国身陷囹圄的同时，互联网行业巨头苹果正在遭受来自“专利流氓”的诉讼。

据AppleInsider报道，4月12日，Red Rock提起诉讼，认为苹果公司侵犯了WiFi芯片中收发器技术的专利，要求禁止苹果进一步的侵权，并进行赔偿。而查询Red Rock的企业信息，除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运营之外，并没有任何业务。

2月份，一家名为Optis Wireless Technology的公司，以侵犯LTE蜂窝标准专利的名号，向苹果公司“讨债”。早在2017年，该公司就与苹果公司进行了交涉，表示要么支付巨额专利使用费(专利授权)，否则就对簿公堂。

2018年11月6日，苹果公司遭到Dynamic Data公司11项专利侵权的起诉，而该公司不过是在2017年成立不久。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专利流氓”具备两个重要特征：

1、自己不生产产品而大肆低价收购专利;

2、在明知胜算不高的情形下，仍提出专利诉讼或以提出专利诉讼为威胁，并利用被告往往不愿花费高额的诉讼费用的心态，迫使被告付钱和解。

简单来说，“专利流氓”的商业模式可以总结如下：

所谓“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苹果这样的巨头都屡遭“专利流氓”的狙击，更不用说其他公司了。

比如被网友戏称拥有“最强法务部”的腾讯 --- 在国内专利大战中少有吃瘪，但在2016年6月被美国Uniloc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院，理由是微信的语音聊天、视频群聊等功能侵犯了其持有的两项专利，直逼微信两大核心功能。

追溯Uniloc历史，其曾在1996年以一项专利：软件试用注册系统，在输入激活码后才可以正常使用软件的全部功能，一口气将75家公司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微软这样的专利强者。

而后Uniloc 越战越勇，据外媒统计，仅在美国，Uniloc 就发起了177次专利诉讼，华为、亚马逊、Google、索尼、Facebook等知名企业均纷纷中枪。

此外，在2015年11月，小米进军美国的关键时期，被美国知名的“专利流氓”Blue Spike起诉，这是2年多时间内，Blue Spike第二次起诉小米。

根据国内知名专利咨询机构七星天咨询总裁龙翔的介绍，Blue Spike曾创下过两周内接连提起45个专利诉讼案的夸张纪录。

颇有“视觉中国”的风采。

持续的、疯狂的专利诉讼证明了一件事，专利诉讼可以获得大量回报。根据BBC在2016年10月份的报道，美国专利诉讼60%由“专利流氓”发起，而70%的专利赔偿也落入其口袋之中。

中国企业普遍都是受害者。华为、中兴、联想三家中国公司自进入美国市场以来，被起诉均超过100次以上，而最早进入美国的联想，被告次数接近300次。

在中国，也有“专利流氓”。

2018年8月，上海某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云松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敲诈勒索罪，且被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资料，自2009年起，李云松用自己经营的公司，申请了六七百项专利，但这些专利多数并未实际使用，而李云松经搜索发现如果拟上市企业侵犯专利权，就会“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

“职业打假” ：勇士还是恶龙

当勇士刺死恶龙，自己身上的铠甲，也慢慢化作鳞片。

根据百度百科，“职业打假”肇始于1995年的王海。那一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代国海 、董志慧、张磊、臧家平等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

关于“职业打假人”，他们的性质断然不像“版权流氓”“专利流氓”这般作恶明显，但在职业化的路上，却也处处和“碰瓷”沾边。

3月30日，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杭州下城区某商场遭遇职业打假，有人专门批量购买面料成分标注不准确的服装，获取鉴定报告之后再向商家索赔，四件总价值不到一千元的背心，要到两万多元的赔偿。甚至有商场店员也被吸引，辞职加入这个组织。最终杭州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控制了11名成员。

“打假职业化”究竟有多普遍?

以泉州市为例，2018年，泉州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共接到2.8万多起网上投诉。而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中有九成疑似“职业打假”。这种“职业打假”，固然是消费维权意识的体现，但部分锱铢必较的打假行为，也极大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光明网评论指出，“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并认为，“以恶惩恶、饮鸩止渴”式的治理假货并不可取。

前瞻经济学人则认为，“打假”的规模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消费市场格局的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打假”的“碰瓷化”、“职业化”乃至“产业化”，无一不存在着让“打假”从勇士变恶龙的风险。

根据《经济参考报》调查，在交易量巨大的电商“江湖”中，“职业打假人”通过搜索关键词锁定“猎物”，收货后用“话术”来“套话”，进而采取举报、甚至威胁等手段要求退款并索赔。

早在2015年，《新京报》就在《揭秘职业打假人王海:30万起步 最多一次赚几百万》中写道：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在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吴京耕建议，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对“职业打假人”进行集中规范，并从法院审理层面对“职业打假人”进行合理抑制;修改食品药品相关法规，维护立法初衷;完善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给那些以“索赔敲诈”为目标的“职业打假人”以可乘之机，也给企业食品安全提供更便捷、科学的标准保障。

“视觉中国”的黑洞事件远未落幕，争议之声也不曾停止。我们看重并期待版权保护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也重视每一份知识成果的来之不易，但以法律名义去“碰瓷”的做法，正如前瞻经济学人用户“冲宇”所言，无异于“躲在法律的背后向别人砸石头”，虽不违法，但被公众所指摘自然难以避免。

希望黑洞能够吸走一切的“碰瓷者”，让知识成果真正归属于作者，也惠及更多真正有需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