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中国香港50年的决策

疫情3年，全球资本在东亚这片土地上流通和汇聚的格局，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1、

2008年春节前，美国《时代》周刊以“三城记”作为封面专题文章，对纽约、伦敦和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New York)、伦敦(London)和香港(Hong Kong)的结合，“纽伦港”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

而在近年来，由于亚太新一轮产业变迁的进程开启，加之疫情等短期因素催动，新加坡成为了这个区域一颗新的明珠。

9月，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2)”。

普遍认知中的“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排名被新加坡超越，跌至第4。

不少人认为，维系全球金融系统平稳运行近40年的“纽伦港”三强格局，正在被颠覆。

从内容看，这个榜单主要围绕城市本身的金融产业以及产业相关的社会状况，对城市进行考量，作为单纯的产业观察指标有参考意义。

但缺乏对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分析，要依此衡量一个城市作为区域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宏观地位，显然是格局小了。

何况，这份报告的调查问卷是向全球几千位金融专业人士发放问卷，从原理上很难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

从一些硬性指标来看，在核心领域，无论是反映本身热度的上市公司数量、股市总市值，还是反映资本活跃度和流通效率的日均交易量，亦或是最重要的IPO融资额，新加坡和香港实际上还存在数量级的差异。

在其他方面，香港债券市场首发规模为新加坡的1.7倍，银行业总资产和总存款均为新加坡的1.5倍，保险业保费总额更是新加坡的2倍。2020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约为新加坡的1.3倍。

显然，香港在扮演为东亚工业社会汇集和分配全球资金的角色上，依然远胜于新加坡。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关于“新加坡取代香港”的议论确实甚嚣尘上，而从一些细微的环节来看，新加坡确实积蓄了强大的追赶势能。

比如，作为对接中国大陆工业和境外资金的桥梁，2019年至2021年，跨国企业驻港地区总部数量连续3年呈下滑趋势。

普华永道2020年一份研究报告引述数据，有46%跨国企业将亚洲区地区总部设于新加坡，仅37%设于香港。

此外，在香港注册的新公司数量近几年增幅放缓，而注销公司的数量则逐年递增;同一时期的新加坡，则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

更长期的影响，在于人才。香港已经连续3年录得人口净移出，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在去年10月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过去2年香港流失14万劳动人口。而且在流失劳动力中，中青年人比例高，在18-39岁区间占据8成、11.6万人。

香港人力资源学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有37%的管理层职工，24%的基层员工以“移民”为理由离职。

可以说，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但隐患已经显现。

2、

香港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有很多，从短期来看，直接因素是疫情。

从更长期来看，可能撼动香港金融地位的因素有2个。

其一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产业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其存在的本质工作是为第一、第二产业生产的商品梳理流通渠道，提高物质财富生产的效率，并从中抽取一部分作为佣金。围绕货币形成的金融产业更是其中的极端。

因此，任何一个全球金融中心都有，或者曾经有一个全球性的工业集群作为腹地——

伦敦金融城是“日不落帝国”全球资源流转的核心;纽约华尔街成型于美国全世界输出现代消费品和军火的年代;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的香港金融市场，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调一致。

在中国大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香港长期独占中国产业和境外资本结合的枢纽地位，供应大半个世界初级工业品的货币，希望分润中国产业发展的资本，全部在此汇聚，是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根本。

而今，国际局势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打断了这一趋势。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香港枢纽地位的重要性正在下滑。

在内地，资金和商品“内循环”的需求正推动本土金融中心的崛起。

彭博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港交所年内77.5亿美元的IPO融资额，仅占整个亚洲地区的7%，为1999年以来最低份额(当时的份额为6%)。

相反，上海、深圳交易所的IPO规模达到745亿美元，在亚洲IPO交易中占比高达6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而在境外，随着中国大陆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和新加坡更为接近的东南亚国家产业集群正在成型，为新加坡竞争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后盾。

其二是金融产业前沿竞争。

金融产业起源于货币借贷行为，本质上是打资金需求和供给的时间差，金融交易是关于时间的艺术。时间的敏感性已经刻印在行业DNA中，对于向未来抢时间的创新极为看重。

然而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最前沿的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已经成为香港相较新加坡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基于区块链技术、Web3.0生态的虚拟金融。

3、

目前，全球头部资本(红杉、IDG、A16Z等)、主要金融中心(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Meta、Google等)等各方势力正在争相卷入虚拟金融的竞争当中。

立足于Web3的Binance，尽管比字节跳动还年轻5岁，却已经拥有1.2亿用户，在其区块链上已完成了超过24亿笔交易，超过1200个创业项目在运行，2年内在欧元区发行了170多万张信用卡，并正在逐渐渗透和改变全球传统金融和传统互联网。

以其为代表，这一新兴领域已经处于多个赛道大爆发的“前夜”。

而在这个领域，新加坡是当下的全球热点。

在监管政策的调整上，新加坡步伐更快。2019年新加坡通过支付服务法，扩大支付活动的监管范围，包括数字资产和虚拟货币，又在2022年1月推出执照制度。

和大部分国家不同，新加坡的官方态度对虚拟资产相当友好。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很多国家排斥的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新加坡予以放行，积极在金融创新中探索新的监管方式，区块链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创新空间。

在发放牌照方面，新加坡官方相当“大方”。据虎嗅去年11月报道，短短2个月内，新加坡发了至少7张牌照和许可证给从事加密货币和Web3的企业，包括：Coinbase、Blockchain.com、Circle、HashKey Capital、CHINTAI、日本SBI加密部门、Paxos。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出的沙盒(Sandbox)机制。

在这一机制下，允许金融科技公司在事先报备的情况下试验新的金融产品，包括从事与目前法律法规有所冲突的业务，即使试验失败，事后也不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给予金融创新大量的自由。

目前，这个沙盒已经成功孕育了数字资产托管提供商Propine，助其拿到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另一家金融科技公司DigiFT在2022年6月进入沙盒，计划成为第1家持牌的去中心化证券型代币交易所。

新加坡政府自己也参与了虚拟资产的布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曾在2021年投资了专注区块链技术投资的基金公司Digital Currency Group和与NFT项目开发独角兽Dapper Labs。

根据毕马威报告，新加坡2021年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领域中的投资交易额高达14.8亿美元，几乎占了亚太区一半。

相比之下，香港的监管更为严格。截至目前，仅有2家虚拟资产交易所获得香港证监会的批准，并且发牌交易所只能为专业投资者或机构提供服务，资金门槛高达800万港币。

严监管，高门槛，既制约了产业创新，也限制了新事物在民众中的普及。

这也导致，香港逐渐从虚拟金融领域领军人，掉到了落后位置。

这方面最惨痛的例子是FTX。这家2019年创立于香港、成立3年估值高达320亿美元、获得淡马锡、红杉资本、软银愿景基金等机构投资的平台，最终在2021年9月出走巴哈马。

去年初的香港财政司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其计划通过八达通、微信等电子支付平台发放消费券，以“进一步巩固商户及市民使用电子支付的习惯”，被本地金融从业人员评论为“原地踏步”，停留在互联网金融的时代。

当前全球火热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深圳、上海等11个内地城市早已开始试点，且多次进行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发放消费券的尝试，而香港金管局在较早投入相关研发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试行。

当然，超前和创新意味着风险，FTX去年爆雷破产，就给新加坡虚拟金融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数据显示，FTX上的新加坡月平均独立用户为24.16万人，占总人口近5%，这部分人全部踩雷。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在FTX中投资的2.75亿美元，全部打了水漂。

淡马锡前CEO何晶严厉批评：“因一家(指FTX)没有成熟监管、管理不善的公司，造成了亏损，是我们脸上的耻辱。”

然而风险和收益并存，不敢冒风险就意味着固步不前。

4、

目前看来，香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

去年10月31日，在香港金融科技周上，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下称《宣言》)，阐明为在香港发展具活力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系统而制定的政策立场和方针。

《宣言》称，香港特区政府现正与金融监管机构缔造便利的环境，以促进香港虚拟资产行业得以可持续和负责任地发展。

这是中国香港第一次明确将虚拟资产的发展落实到文件上来，意味着在数字金融、虚拟金融的新时代，香港向全球金融中心竞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而在这方面，香港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其一，全球经济疲软的宏观环境，导致虚拟资产这个新兴领域的风险集中爆发。除了FTX爆雷，全球虚拟资产行业还接连经历了稳定币TerraUSD崩盘、稳定币UST-Luna崩盘、加密货币贷款机构Hodlnaut爆雷等多个危机。

而原先的虚拟金融“天堂”新加坡，一下子就成了风暴中心。

在巨额损失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新加坡一改往日的宽松，开始收紧行业监管，包括限制数字资产公司向新加坡公众推广服务、修订新规来加大散户交易加密货币的难度等。

去年10月，MAS就建议收紧加密货币监管发布2份咨询文件，当中包括禁止向散户借贷供其进行加密货币交易、要求当地加密产业从业者区分公司与客户资产，以及限制当地稳定币发行。

但日益收紧的监管，在新加坡从业者眼里，可能会成为离开的信号。据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新加坡吸引了不少来自监管政策趋严的国家和地区的从业者，其中中国内地的从业者占“相当重要的比重”，“近期各地区的政策可能会对该人群带来较大影响。”

第二个历史性机遇是，香港作为内地“窗口”和“枢纽”的地位，再一次被拔高。

首先，特区政府将于2023年推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对以公共区块链为基础的数字金融投资产品，如“证券化代币”的发行进行规管。

届时，香港将成为中国唯一“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受法例监管的地方，不仅是新时代金融资产对接内地产业的窗口，也将吸引有志于此的内地资本也可能汇聚香港，试水创新产品。

其次，大湾区战略的提出，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互补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在金融前沿领域方面，有助于香港吸纳、学习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

在《2021中国内地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榜》中，大湾区的深圳、广州在TOP5中占据2席。

从企业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京津冀并列，成为金融科技企业最集中的3个区域，呈“三强鼎立”态势，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均在1万家以上。而在大湾区中，深圳又是金融科技企业数量最主要的集聚城市，占全国比重达到23%。

对此，香港也有所认知。

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北部都会区”的重要规划，并在现任特首李家超2022年的《施政报告》得到继承。

该区占地面积达300平方公里，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其主要目标就是与深圳对接，利用地理优势，发展新的经济活动，创造宜居宜业的地带。

其中，中部地区以新田科技城为核心，与深圳的科创园区共同组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主要聚焦在创科方面的发展，支持政府提出的引进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等重点企业的建议，弥补香港在前沿领域的不足。

同时，对于大湾区其他城市而言，对接香港金融产业，也能利用其特殊地位提供的国际化视野，在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率先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融合对接方面获得优势。

前瞻经济学人APP产业观察组

更多行业研究分析详见：

【1】《2022-2027年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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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香港和新加坡，谁是亚洲加密金融中心?》，虎嗅

【2】《币圈连环爆雷后：新加坡政策转向，香港迎来虚拟资产发展窗口?》，21世纪经济报道

【3】《新加坡金融监管：积极拥抱数字技术》，现代商业银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