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自然指数-科研城市 2023”(Nature Index)以增刊的形式发布,结合上半年发布的“自然指数”榜单来看,中国科研爆发的势头已经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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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中国科研机构的国际地位迎来了一波暴涨。
5月公布的自然指数榜单呈现了一组非常夸张的数据——全球自然指数贡献(Share)前30的机构里,13所中国机构全在涨,而不在中国的大波出现了下滑,对比相当鲜明。
就算把范围拓宽到前50名,国外机构的自然指数贡献增长率也是负多于正。
这种阵营分明的对立最终导致,去年中国自然指数贡献额增加了超过2600点,最终以19373.35的分数,历史性超过了下滑2200多点的美国(17610.47),成为全球第一科研大国。
美国排在第2位,之后是苦苦追赶的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等老牌列强。
从图表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中国和美国,就是当今全球科研领域的2个“超级大国”。
体现在城市层面,就是中国城市的科研地位同样高歌猛进。
榜单公布的200座城市中,中国32座入选,只有太原的位次出现了下滑。
在前10中,大部分城市突飞猛进,只有2座中国城市的座次没有变动。
首先是北京,自2018年开始评选其一直是全球科研第一城,位置无可变动,但领先第2名纽约都市圈的优势在拉大。
其次是上海,去年连续超越波士顿都市圈和旧金山湾区,从第5升至第3,今年没能延续这种势头。
不过在榜单前列,本身每前进1名都很困难,而且从贡献额来看,上海和纽约都市圈的分值差距已经从253分缩小到5分。
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城市应该能霸占明年榜单前2名了。
之后的南京从第8升至第6,广州从第10升至第8,武汉跻身第10,全球前10强里中国城市已经占了半壁江山。
中国另外有5个城市跻身全球前20强,合肥从16升至13,杭州从19升至16位,天津从20升至18位,深圳从28升至19,西安从29升至20位。
这意味着在全球科研城市前20里,中国同样占据半壁江山。
再加上香港(21名)、成都(24名)、长沙(30名)、重庆(31名)、济南(32名)、重庆(36名)、大连(37名)、厦门(38名)、苏州(40名)、青岛(43名)、福州(45名),前50里有21座中国城市,比2018年的10座翻了1番。
而大多数中国以外的主要城市,包括东京、巴黎和伦敦等,去年排名都在下滑,唯一的例外是首尔上升了2名。
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在科技领域不断发展和普及的今天,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赢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即取决于它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前不久最高领导人在黑龙江考察时就曾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这份榜单无疑释放了一个良好的信号。
另外,“大陆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的话题常年流行于社交媒体。
从数据上看,全球诺奖得主取得诺奖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龄是37.1岁,而获奖时平均年龄是59岁,从出成果到得奖平均等待22年。
以日本为例,21世纪以来“年均1个诺奖”背后的成果基本都产自上世纪70、80年代。
无论是科研投入比例还是科研产出增速,中国目前都接近当时日本的情况。
或许到世纪中叶,我们也能看到大陆科学领域诺贝尔奖井喷,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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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集体高歌猛进,而在单独比较国内的科研格局时,却能看见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理论上,科研需要大量资金和设施,经济是科研的根本,然而在国内城市之间,却出现了经济地位和科研实力错位的情况。
比如,GDP只有广州60%不到的南京,在科研城市榜单上排在第6——比广州高2名。
反差更强烈的是,GDP 3.24万亿、作为中国经济第三城的深圳,全球科研城市排名只排到第19,不仅落后于广州、南京、杭州,连经济规模只有其40%不到的合肥都不如。
这当然不是因为深圳不愿意向科研砸钱。
由于2022年的详细数据还未公布完全,以2021年数据来看,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1682.15亿元,排名全国第3,以占GDP比重来算研发强度的话,深圳更是以5.81%的比例排在全国第2。
相较而言,合肥401.7亿的研发投入在深圳面前完全排不上号。
尽管如此,后者的科研产出依然落后于前者。
这背后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自然指数”评选的基本单位是机构,也就是政府机构、大学、企业等,通过汇总各地科研机构的贡献值来确定城市分数。而在国内,科研的核心力量还是大学,深圳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在之前的文章《中国人才战争最惨地区:三座“万亿城市”凑不出一所985》中我们提到过,当前中国的大学分布,和经济格局存在严重的错配。
原因是,中国当前的高校格局,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区制改革、2次院系调整和三线建设塑造的,服务的是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建设任务。
所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西安、沈阳这6座原来大区的首府城市,成都、西安和河北、安徽、湖北等省份的三线建设重点城市,虹吸了全国绝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以及内陆的重点城市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格局。
这显然和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先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冲突。
至今为止,深圳只有8所本专科高校,211和985高校1所都没有。
欠缺科研载体,当然不可能产出科研成果。
虽然深圳近年来大力“补课”,通过联合办学、建研究生院等方式以“一年一所”的速度疯狂建大学,但是招募人才团队、建设科研设备、集聚配套企业资源都需要时间,效果要过几年才会显现。
而合肥不仅有3所211高校、1所985高校,其中的中科大恰好还是中国最顶级的科研机构,对自然指数贡献仅次于中科院,在高校里高居第1,给合肥拉了不少分。
近几年,合肥因为押注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成功案例,被戏称为国内“最强风投”。
如今看来,合肥最伟大的投资,就是在60年代主动接盘了被3个省份拒绝的中科大,并且在之后的“回京潮”中拼命把中科大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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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发达的深圳科研不如落后的合肥”,这个问题反过来看似乎更有意思。
尽管深圳科研实力比合肥、南京差得多,但并不影响过去几十年深圳经济以远高于其他城市的速度狂奔。
哪怕是在技术壁垒更高的新兴领域,深圳也更能拿的出成果。在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和深圳有关的就有4个,全国最多。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城市的,也是国家的。
尽管中国科研论文数量日渐追及美国,但在医药领域,率先发明新冠mRNA疫苗的依然是辉瑞;在航天领域,最先走通可回收火箭和卫星互联网的依然是SpaceX;在AI领域,引爆通用大模型热潮的依然是OpenAI。
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成市场竞争力,再转化成GDP、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的效率上,不同地区有巨大差距。
国内专利转化途径主要是通过专利出售和专利许可2个渠道。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去年全国高校累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44429项,专利出售数量16015项,将出售数除以专利总数得到比率约为11%。
高校专利许可的数据没有在文中统计,但参考其他渠道的过往数据,高校专利出售和专利许可数量之比约为5:1,综合推算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为13%左右。
而在美国,2017年斯坦福大学对过去47年专利许可数据盘点显示,被成功商业化的美国专利比例,随着时间推移数据在稳步提高,2000年后基本稳定并整体趋于50%。
不过,由于专利转化形式不同,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实际上更高。
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2017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全美大学的获得发明专利数为7495项,专利许可数量为7789项,按照专利转化个数除以专利总数计算的“成果转化率”超过100%。
这揭示了中国科研体制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商业化程度不足带来的科研“灌水”问题。
2022年,美国高校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类似国内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第1的加州大学,3个校区共投入44亿美元(约合313亿人民币)研发经费,获得了570项实用专利授权。
而中国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第1的浙江大学,官方公布的科学技术支出为2.6亿人民币,如果把152亿教育支出也算进来,总的科研经费为155亿人民币不到,最终获得了2830件发明专利授权。
这还只是已经转化成专利的成果,在原始科研论文层面,“灌水”的情况更是严重。在很难通过科研产出获利的情况下,大部分高校科研人员的目标只能是通过刷论文来争取职称和项目,或者是为未来的求职简历增加含金量。
又比如前面提到美国专利成果的转化率超过100%,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大学只能使用专利许可(大学依然保留专利权)而不是专利转让来进行技术转化,1个专利可以许可多家企业,从中获利。
而在国内,校企之间以企业更为强势,高校以专利转让为主。1项专利转化成功只能属于1个合同、1个受让方,可能几个专利包含在1个技术转让合同,而无法将专利重复出售给不同企业。
在科创体制改革方面,深圳向来是国内走得最快的城市,1998年《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里的22项举措成为此后诸多城市效仿的模板。
近几年,深圳又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提出了对高校“放权松绑”、调整科研成果归属等举措了,继续引领全国科研发展。
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段,深圳的产业链已基本成型,通过科研投入保证技术先进性,成为新阶段的发展目标。
为此,深圳从立法保障、引导基金等方面着手,构建综合配套法治保障体系,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实施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将龙头企业链主作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牵引,鼓励校企联合设立各类研发实体,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助力深圳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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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12城研发投入经费超500亿: 三城超千亿,苏州领跑第二梯队 | 第一财经日报
【2】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生态建难点分析及应对 | 知乎
【3】深圳搭建成果转化政策、市场、生态体系,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转化驶上快车道 |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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