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导演郭柯：记录，不是因为怕遗忘，而是因为忘不了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造就(ID: xingshu100)

演讲者：纪录片《二十二》导演 郭柯

大家好，刚才放的那个片子是我拍的纪录片《二十二》的片段，我是导演郭柯。

我想问问在场的朋友有多少看过《二十二》，能麻烦举个手吗?

好，谢谢，有将近一半。

所以有一个数据是很准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二十二》的票房是纪录片里边比较好的，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票房在全国排第一位，所以，谢谢你们!

片名的数字“二十二”是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仅剩的“慰安妇”受害者的人数，到今年7月份，山西的曹黑毛老人去世以后，现在就只剩下六位了。

这些老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全都会离开我们。

但是好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研究“慰安妇”多年，上师大文苑楼的二楼就是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面有相关的史料，包括这些老人留下来的遗物。这两年去世的很多老人，我们团队都去了当地，把她们曾经坐过的椅子，用过的拐杖等等，收集后给苏教授寄过来。所以大家如果去这个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老人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看到这段历史。

片子过了一年多了，我也一直在思考这部片子带给我什么?

《二十二》

这张图片上的老人，可能有人还记得，她叫韦绍兰，1920年出生的，今年98岁了，生活在广西。

韦绍兰老人

我是1980年出生的，这张照片是我六岁时跟我奶奶的合影，我第一次看见韦绍兰老人的时候，就想起了我的奶奶。你看两位老人的打扮都很像，她们戴着同样款式的帽子。

郭柯和奶奶

我奶奶是1996年9月10日去世的，那天是教师节，我放假去医院看她，已经是最后一面。那一年我16岁，是刚刚开始懂事的年纪。

初中以后我就跟奶奶分开了，就在我刚开始懂事，刚开始明白奶奶小时候带我是多么不易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所以，在我心里一直忘不了她。

其实我并不是像社会大众和一些媒体说的，因为社会责任感啊什么的，去拍这个“慰安妇”题材。我真的是因为个人的情感，因为忘不了我的亲人，这些老人让我想到了她们，有一些情感的转移，刚好我又是一个影视工作者，所以我用我的方式，跟她们取得了更深的交流。

这张照片，前面这个是韦绍兰老人，后面是她的儿子，1945年出生，这个儿子是她被日本人强征以后意外怀孕生下来的。

我第一次在微博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她们背后肯定不只像这张图片、这些文字描述的那么简单。我就想去看一看，后来我就是通过苏智良教授的帮助，去到了韦绍兰老人家里。

这是2012年7月份拍的照片，我去到那儿之后，也像她儿子放牛那样，不穿鞋，尽量地融入到她的环境里边。

2012年，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老人非常好，比我想象的要快乐得多，你看这张照片她还比较害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苦大仇深啊什么的，对我也很好。

在那里的三天，我跟她完全没有交流，她吃饭的时候我就陪着她，她是广西人，我是四川人，我们的语言完全搭不上，但是就在这种环境下面，我们很开心地度过了三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是可以超越语言的吧。

就是那次接触之后，我决定要拍她们的纪录片。

后来大家可能知道，我先拍了一部短片叫《三十二》，重点地讲述了韦绍兰老人和她儿子的故事。拍完以后，我又回到了我的工作当中去，继续拍电影、拍电视剧，这个过程有将近两年。那两年里边，《三十二》这个片子在我心里慢慢地发酵了，我无法忘记这些“慰安妇”受害者。

所以，一年多以后，我决定把剩下的老人都完整地拍下来。

这个截图是《二十二》里面的一个片段，这是其中的一位老人的家，她的儿媳妇是一个乡村幼儿园的教师，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放假了，平时很多孩子在左边这个屋里上课，也在院子里玩。老人的儿媳妇说，孩子们在院里玩的时候老人就会出来，孩子们会围着她喊“老奶奶老奶奶”，和她一起玩，唱啊跳啊，老人也会逗孩子们，有时候还会煮点东西分给他们吃，小朋友都很高兴。

当时跟她聊天，我就问：“你怎么看这些老人?”

她说：“其实我婆婆挺幸福的。”

在跟老人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她们其实都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苦难，其实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几年我们团队每年春节前都会跟上海师范大学给老人们送去一些慰问金。

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放心，这些老人现在的生活，包括以前的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很多人住在农村里边，条件相比城里差一点，但温饱都是没有问题的。

中间这张图是8月份韦绍兰老人98岁的生日，志愿者们去给她拍的。老人现在身体还比较好，跟她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现在再说《二十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片子拍完以后，我们也接收到了很多邀约，让我去拍新的片子，有纪录片也有故事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应对。

原因只有一个，我并不是一个能坚持到底的人。如果一个故事没有进到我心里边，你给我命题作文，我怕我做不完。

然后我又问我自己，我会做什么?

后《二十二》

就在2016年，在做《二十二》的后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一个91年的西安女孩，她叫刘小天，在美国当音乐治疗师。我觉得我找到了下一个想要关注的话题。

今年1月份，在美国圣地亚哥，我见到了刘小天。她所在的医疗机构在做的事情是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不是治愈疾病的疗法，是减轻痛苦，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它有很多分支，由众多的部门组成，有医生，有护士，有护工，有后勤人员……音乐治疗是其中一个环节，他们专门为生命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病人提供服务。

我不知道在人弥留之际，音乐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互动作用，我也不确定音乐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治疗作用，但是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自己唱歌的时候，还有刚才片头的毛银梅老人。她是一个韩国人，在湖北生活了几十年，再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最后她唱起《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她眼神里充满了渴望，用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又觉得特别的悲伤。

我就觉得，音乐，是我们的一种寄托吧。

我去看过刘小天的工作，她带着一把吉他，但是很多次，她都没有唱歌，去了就是聊天、陪伴。

后来我又跟她去了她的导师的工作环境。

这两张照片，现在这样看来传递的信息不太多，因为我们拍片子的风格就是不喜欢煽情。

这位老爷爷和这位老奶奶，都是生命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患者，刘小天的导师非常专业，她有很多音乐器具，能够非常精准地去跟患者交流，知道什么时候该跟他唱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语气跟他说话，什么时候该跟他有肢体上的一些接触。

这两位老人，性格刚好相反。老爷爷比较外向，会跟治疗师互动，虽然已经快要发不出声音，但还是非常用力地在唱;老奶奶呢，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绪里边，只要一唱歌，只要一跟她交流，她就非常伤心。

美国音乐治疗师 Marlo在跟患者交流

第二张照片是刘小天带我们去的一个公共墓地，这里有她曾经陪伴过的一些老人，给我介绍完以后，她就沉默了，在那棵树下面坐下来，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是我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

刘小天去往墓地看他(她)们

她是一个年轻人，虽然她没有刚才那位导师那么专业，但是因为这种不专业，她完全是用情感在跟这些老人交流，所以面对每一位去世的人，她都非常不舍，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这也是她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去拍的纪录片，就是关于临终关怀的。

在中国，死亡对我们来说，仍然存在很多忌讳，但是在美国，可能他们对于死亡有另外一种解读。

我们想去看一看，去探讨一下，音乐跟死亡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把它拍出来，呈现给大家，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关于死亡的认知角度。

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我想做的事。

去记录，不是因为怕遗忘，而是因为忘不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忘不了的人和忘不了的事，希望我的分享，能让你们想起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铭记。

忘不了的人可以见一见，忘不了的事，想办法去接近它。

10月8日，纪录片《二十二》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捐款公示，影片资助人张歆艺、导演郭柯等多方共同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专项基金，用于资助老人生活，支持“慰安妇”相关项目的研究调查。其中郭柯捐出全部导演个人收益共计400万元，兑现了此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