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孙立平 来源|营创学院(ID：yingchuangschool)

目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国内的经济发展始终未步入正轨，民营企业更是艰难度日，百姓生活面临压力，一起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此的看法和观点。

01

要清楚民营企业家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税收、扩大就业机会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民营经济可以说是处境艰难，有的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的困境，甚至已经是生存的困境。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相关的表态和政策陆续出台，这对于在短期内缓解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说，关键是要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常社会环境。

要看到，民营企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是源于某项或某几项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而是源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包括民营企业合法性的确立、竞争环境的改善以及对未来相对乐观的预期。

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需要弄清楚民营企业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和民营企业家接触也算比较多的。凭我的了解，民营企业固然存在种种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如融资难的问题等等，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正常的社会环境。

因此，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发展，应当更多着眼于进行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体制改革，以及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对未来有明确稳定预期的法治建设。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的，不是特殊的政策扶持，而是一视同仁的体制环境。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现在看，用政策，用文件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担心政策或文件都是随便会变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点财富的社会，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保护人们在财富上的安全感。

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上，需要注意如下几种倾向。

第一，过多运用权力和运动的手段。比如有人说，要搞得香香的、壮壮的。一个“搞”字，凸现的还是权力的作用。有的民营企业家甚至说，对运动式的扶持工作有点心里发毛。

第二，要防止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中形成政企的某种特殊关系。如某省探索实行领导干部帮包企业制度，每名省领导至少联系1个项目、帮包一个重点企业。这样不但对其他的企业不公平，而且很容易形成地方领导与某个企业不正常的特殊关系。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扶持不是法外开恩。应当说，在过去的若干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民营企业家受到不公正对待，对此进行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法外开恩。平等公正的法律才是真正的保障。

02

把人留住，把钱留住

别的然后再说

无论是海外投资海外置业，还是留学或人才移民，都成为这几年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甚至与之相关的咨询产业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是精英群体在离开，这种趋势也逐步延伸到中产阶层甚至经济条件尚可的普通民众。虽然由于相关政策的收紧，人们在这方面的行动在放缓，但人们在私下里的议论和探索，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对此，总有一些人用一种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负和傲慢漠视这一切：你们走吧，中国这么大，别的东西缺，两条腿的人还缺吗？你们那点钱，和我们强大的国力比，算得了什么？

但是，自负和傲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应当说，资金和人才的外流，对于正在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是人口众多，但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用完，粗放的发展已经告一段落，未来的发展要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人才就显得更为宝贵。之前我曾经参加过北大一个班毕业若干年的同学聚会，当时来了有20多人。大家一碰，居然没有一个人的下一代在国内。这还不发人深省吗？

当然有人会说，其中相当一部分还会回来。甚至有人会说，你看不到最近几年海归已经成为潮流吗？不错，这些年回来的人是不少，以至于出现海归就业难的问题。但是要看到，还有许多更优秀的人才留在了国外。换言之，出国再回归，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过滤和筛选的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回来了，但也不能不承认也有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人才可能永久地留在了海外。

至于资金的外流，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请注意的是，我这里使用的是资金外流，而不是资本外流。资本外流意味着海外投资，当然这些年以海外投资的名义实现的财富转移也不在少数，但至少在理论上，海外投资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正当行为。而资金外流则不同，这里包括了许多小门小户人家的纯粹的财富转移。这无论在短期意义上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还是在长期意义上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其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愿景，在讨论目标，在讨论战略，但我的看法，先想办法把资金留住，把人才留住。这些留不住，很多的事情都是空谈，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慢慢讨论。

怎么才能把资金留住，把人才留住？靠卡和堵是不能长久解决问题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

第一，在法治基础上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保障人们的安全感。

比如，以权力任意侵犯财产的所有权，以权力干预正当使用权的行使，以政策和权力干预财产的处置，甚至以权力侵犯财产所有者获得收益的权利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消除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明确对未来的明确预期。很多人现在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全感，包括一些比较年轻的中产阶层。

因此，要解决这种不安全感问题，除了有关的宣示和制度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优化社会环境。

我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特指一股社会思潮的兴起，而这种思潮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的特征。他们把民营企业的一些原罪普遍化为私有财产的原罪；他们借前些年腐败的盛行，质疑整个私有财产的正当性；他们把对缩小贫富差距的正当要求引向对财富的仇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在担心打土豪分田地，有人在担心新的公私合营。这不仅加剧了富人对财产安全性的担忧，而且也使中产阶层包括有一定财产的普通民众的不安全心理。

第三，增强社会的向心力。

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2009年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网络上却一片幸灾乐祸之声。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向心力变化的轨迹。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向心力与人们对社会价值和目标的认同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不错，在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的目标，虽然能引起人们的自豪感，甚至能带来人们某种意义的欢呼，但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认同，有时甚至会在有了一定财富的人们中间，引起隐隐约约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提出切近人们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合适。这就是营造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这方面的舆论环境，对于形成这种安全感也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国家还是很贫困，人们没有多少财产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还有点无所谓，但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有了一定的财富的时候，营造和维护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就特别的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动辄打打杀杀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因为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没有吓住别人，反倒造成了国内民众的不安。

03

城市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一味追求高端化

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从更现实意义上来说，要警惕的，就是追求城市的高端化，对城市进行改造过程当中，导致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得社会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尤其是对于这当中的穷人、弱者、底层的生存生态的破坏。

我们大家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当然都愿意这个城市能够漂亮一点、整齐一点，这没错。但是，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像老北京，一条街上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这样才构成一种食物的链条，构成一种生态。

我要特别强调一句，我们往往都有点忘恩负义。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城乡接合部，没有脏乱差，卖菜的都住在很高档的公寓里，你用什么价格来买菜？如果建筑工人不是住在工地里，不是穿的脏兮兮的，他住高档的三居室里，那个房子的价格会是怎样的？

但我们常常忘恩负义，我们用了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这个菜，一转身就说这么乱，怎么还不治理。

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城市漂亮、整齐、越来越现代化，但是不能让这个追求走向极端。

04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遏制和围堵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和西方长期的战略方针，至少，未来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也并不大。未来的竞争可能更多体现在，一是经济的竞争，二是谁的价值观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认同。

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强调以民生为基础的发展，同时形成一种收缩型思维，创造条件上经济转型的台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至少意味着这么几点：

第一，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民生上。而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要更多地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几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由此形成的财政负担相当沉重。因此，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最近我也见到了一些搞企业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老实说，对企业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共通的。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个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营创学院(ID：yingchuangschool)，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